温铁军：全球金融资本危机成本（3）

“核心”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与自由贸易需要推进的“制度转轨”。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霸权算作“硬件”的话，那么在西方确实具有客观需求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及其对外的意识形态化输出，辅助着资本输出国解除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资本化的防护，则是其金融资本霸权大行其道的“软件”。

这一切，客观上还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内在体现国家犯罪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制度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延续。迄今为止的450年里，每次大危机都体现这种延续着的制度成本转嫁，“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

应重视中国近代接受西方危机转嫁的历史教训

本文作者早于1996年就发文指出全球过剩金融资本催生的泡沫终将崩溃的规律。在十几年的思考和调查中认识到：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过度竞争阶段的寄生性导致的内在矛盾，总之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都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例如，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及社会灾变、民众被难，主要之诱因在于被那个依托强权的货币霸权国家转嫁了制度成本。又如，爆发于2011年初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街头政治凸现多米诺效应，但起因却仍是西方主导国家转嫁本源于自身金融资本危机而连年大量增发货币和国债制造了全球通胀危机，粮价和原料价格陡涨使经济水平低、失业率高又必须进口粮食或一般制成品的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生活无以为继…一

同理，中国人近代史上接受西方危机转嫁的历史教训更值得今人重新予以重视：早在20世纪欧美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的1934和1935年，银本位币制下的中国就因美国单方面抬高白银价格和日本在华势力恶意收购而发生国’内白银外流、信用萎缩，导致有“黄金10年”之称的工商企业发展深受挫折；当局不得不于1936年厉行金融改革取消银本位，但“法币”脚根末稳即因应对日本侵华战争而难以遏制地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更无力遏止经济危机打击下的社会动荡！遂使民国“经济先亡”……

此后无论主观如何，中国人恰因在1950—1980年代客观上处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去金融化”阶段，才有效规避了一般发展中经济体都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得以在1960年起发生“去依附”条件下完成了国家工业化。

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挑战要有“三个坚持”

综上所述，本文希望从三个方面坚持中国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的经济主权独立，作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经济危机挑战的国家战略。

一是坚持近年来初见成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针，其中关键是夯实而非破坏乡土中国作为应对危机的“劳动力池”基础，进一步统筹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开发的国家长期投资，继续创新和完善虚拟资本服务于实质经济的国内政策；二是坚持对市场的动态监控，随时打击和曝光囤积居奇炒作物价牟取暴利的投机资本，适时调控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和粮食进出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三是坚持国家经济核心主权，做好政策准备，必要时改变与西方主要货币的联系汇率制，让人民币根据国内需求独立运作。

这三个坚持组合起来，似可阻击正在汹涌而来的输入型恶性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