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道德的要求更高更具体了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生活日益勃兴，国民在充分感受到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要求也在显著地提升。其中，关注道德现状成为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的话题，同时，随着新媒体的壮大，越发促进了社会对于道德现象和道德选择的追踪与反思。 10月11日，本报独家专访中共中央党校周熙明教授，他从经济和文化两大角度切入，深入阐释了自己对当下中国道德状况的判断。

要警惕道德底线的失守

周熙明认为，现今社会高速发展，日新月异，出现不道德的现象并不奇怪，这是时代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道德底线的失守。

他说：“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是一个时代道德失范的最严重的现象。如果作为现代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结构被破坏，则必然会造成公民信心的丧失。中国社会最传统的基本道德观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它是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作为常识、常理、常情深植在中国民众的生命结构之中。无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都不能够挑战仁、义、礼、智、信这一道德底线。有句古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道德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它应当是被每个人所认可和接受的，并以之为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发现，当下，有一些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道德底线，甚至将众所周知的常态的道德选择看作是另类的、古板的行为。 ”

面对社会出现不道德的现象，究其原因，周熙明提出三个观点。其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必然会带来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从而对社会人群的价值观、道德观产生冲击。其二，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也是出现道德困境的一大原因。其三，道德语词的建立需要与时俱进，“如果道德语词陷入自说自话，成为僵化的概念则不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建立道德语词的时候，首先的目的应当是为了自己的人格得以完善，而不仅仅是为了教育别人，只有说服了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

目前或许是大的道德规范重建的开始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强化了资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具有十分强大的暗示作用。对此，周熙明也表示，新媒体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的存在可以更及时地曝光不道德的行为，从而起到遏制和警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对事件产生的放大作用，随之而来的暗示效应不可忽视。 ”他举例说，“如果在电视中反复播放残忍的杀戮场面，观众的心里会产生适应性，造成的结果是每个人心中那些暖融融的、温情的火种就可能会逐渐冷却下去，人会变得更加冷酷。 ”

因此，他提出，媒体不应该一味炒作或者放大负面的新闻，“比如最近颇受关注的因为搀扶老人而惹上麻烦的话题，尽管这样的事例的发生率也许仅仅是千分之一，但是，由于它被迅速和集中地传播，使另外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可能再也不敢去搀扶老人，也就是说，放弃了应有的道德选择。 ”

周熙明坦言，当今中国社会确实存在道德困境，但是，他认为，社会要建立现代性的制度，就必然要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 “比如说，一座正在建造的摩天大楼的工地现场，一定是尘土漫天、乱象纷呈的，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建设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或许是大的道德规范重建的开始。因此，我对当下道德状况的判断持有大乐观的态度。何谓大乐观呢？也就是说，不应该因为这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并不完善而鄙视这个时代。人们之所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是因为人们对道德水准的要求变得更高和更真实了。而这样的高要求是出自于我们对贯穿生活一切可能的追求和热情。 ”

重新回归常识、常理、常情

“我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具有国家情怀、天下情怀，只有这样，才会在做每一件事之前考虑到可能会对社会公共环境带来的影响。有了这样的情怀，才不会仅仅从一己私利出发，不会放低道德底线。 ”周熙明提出，精英分子应当承担其应有的道德责任，“社会的精英分子一定要具有道德意识，当下中国，精英分子的道德承担显得尤为重要。 ”

同时，在道德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认真挖掘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积累的深厚的道德资源。他说，道德是为了维护某种价值观，道德的体现需要与具体的情境关联起来，道德的建立更需要行动力。 “在我看来，道德规范不是工程化、功利化、物象化的规范，那些都不是生长在内心的，而是简单从外面移植的，是缺乏生命力且很难为人所信服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很多具有符号意义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形象和行为是深扎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的。我们应当好好利用历史中的文化符号、道德范本，而不能将它们舍弃掉。道德的大楼需要扎实的根基，不是在一片空地上就可以建成的。 ”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绵亘千年，至今生生不息，并不是仅仅依靠理论，而是凭借着几十代儒者用生命去实践、证明、标榜和坚守，才使儒家精神能够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生命结构里。同样，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信仰，也是一种道德选择，之所以能够令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一切，根源在于它深植进了个体的生命中，并使个体用行动去张扬它，用生命去喂养它，而绝不是数学式的简单推理移植就可以做到的。”因此，周熙明提出，要转变思维模式，从追求公义和真理出发，用更加文明的方式去思考，去看待人性、人生和生命，“重新回归常识、常理、常情，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会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