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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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谈一谈“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和贸易结构调整的研究心得，讲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十一五”回顾；第二，当前的国际环境；第三，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动向；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第五，新形势下的外贸增长方式。

“十一五”回顾

国家在总结回顾“十五”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这些主要指标分两类：一类是预期性指标，主要是引导性指标；还有一类是约束性指标，也就是明确和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到今年年底，“十一五”规划的绝大多数指标都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像GDP指标，原来预期是年均增长7.5%，2010年达到26万亿人民币的经济规模，实际上“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都在10%以上。我估计，我们的GDP总规模现在应该能达到33万亿左右。

但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中也有几个指标完成起来比较困难。一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按照“十一五”规划，服务业发展要达到43.3%。服务业增加值相对份额和贡献率的上升有其内在规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制造业仍然是我们经济的主打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要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体制改革方面做更大的努力。大家普遍反映，跟工业相比，服务业目前的税收负担是比较重的，而且管理体制上与国际通行规范接轨方面差距还比较大。另外，人们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此，完成这个指标下一步要做更多的努力才行。

二是服务业就业比重。现在，我国遇到最大的问题有三个：用工荒、涨薪潮和大学生就业难。

用工荒，说明我们过去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告一段落了，已经转变为劳动力有限剩余。当我们的劳动力有限剩余的时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有5千万左右。如果这些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需要多长时间呢？五年到十年。尤其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每转移出来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的边际产品和生产效率不但不下降反而会上升。

涨薪潮。比如说珠三角，有一个学者研究发现，1995年到2005年农民工的工资报酬只增加了26块钱，而GDP年均增长超过10%，老板的利润超过20%，但是没有人跳楼，没有人罢工。但是现在不行了，浙江的最低工资2010年比2006年上升了60%以上，江苏最低工资上升的幅度也在28%以上。你会发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剩余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你要想有更多、更好的雇工，薪金就得上升。

大学生就业难。对于大学生就业难，我们把太多的问题归结于教育。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呢？是因为大学教给孩子们的技能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这一点是有所偏颇的。大学生就业难，我个人认为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劳动力需求。30年的发展，我们创造了足够的农民工的中低等级和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但是没有创造足够的大学生的中高级工作岗位，导致大学生即使找到工作拿到的也基本上是农民工的工资。

三是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个比重完成起来也需要做很大努力。

除了以上三个结构性指标，还有两个人口资源环境类指标。一是单位GDP能耗降低20%。从目前看，各地都在努力完成这个指标。因为前四年单位GDP的能耗降低15.61%，将近16个点，还差4个点，这4个点要在今年完成是比较困难的。二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降低10%。

这五个指标是”十一五”期间要做更多努力才能比较顺利地在今年年底完成“十一五”规划的目标。这五个指标中有三个是预期性指标，有两个是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如果完不成，我们的总理就要在全国人大会上有一个说法。

当前的国际环境

目前，我们把全球经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危机重灾区，主要是欧美；还有一个部分叫危机波及区，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一部分受危机影响较少的发达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对当前的国际环境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十二五”的前两年到三年可能都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曲折超过预期的背景下进行的。

美国私人消费回升的基础目前仍然很薄弱。美国的GDP增长有70%由私人消费支撑，而私人消费有50%以上是信用消费支撑的，两成以上是负债消费支撑的，因此私人消费好坏直接决定美国经济复苏的好坏。但是目前美国的私人消费形势不好。原因很简单，这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金融泡沫和楼市泡沫的形成和破灭产生的。在金融和楼市泡沫形成的过程中，2002年以来美国家庭的负债率呈两位数快速增长，也就是2002年以来美国私人消费的繁荣和美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是由美国家庭的负债消费支撑的。危机爆发以后，这些负债消费家庭的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受到重创，现在就不敢像泡沫经济时期那样放肆的负债消费了，因此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在上升，开始转向传统的量入为出。当消费者行为发生变化以后，美国的私人消费缩水了，需求的蛋糕就缩水了。

另外，美国的私人投资回升的基础也很弱。在经济繁荣时企业家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赚钱最重要；在经济衰退时企业家的目标函数是负债最小化，活下来最重要。负债最小化就是尽可能减少负债，尽可能减少投资决策失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私人投资也缩水了。

美国的私人消费需求和私人投资需求缩水，企业就没有订单了，企业没有足够的订单恢复就很慢。即使美国到现在还保持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市场上有的是钱，但钱就是进入不了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部门。怎么办呢？就只有靠公共开支，靠政府购买。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了欧洲人现在对政府扩大花钱说“不”。他们认为，如果欧洲各国政府再花钱欧洲的政府就会一个一个地破产，欧洲人走出危机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少花钱，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减少政府公共债占GDP的比例，也就是债务率和赤字率。美国人希望花钱，欧洲人说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变得越来越谨慎，并且要紧缩开支。

现在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是出口。美、日、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他们的需求在缩水，出口要扩大。奥巴马讲，未来五年美国的出口要翻番，要靠出口增加2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出口蛋糕在不断缩水，美国、欧洲、日本又要拿走更大的一块，就会发生今天事实上发生的贸易摩擦和货币战争。货币战争实际是货币贬值竞争。各国都希望自己的货币变得很便宜，那样自己的产品就变得很便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产品便宜了你的出口需求就会增加，你就可以拿走出口蛋糕中更大的一块。首尔G20峰会的首脑会议上把汇率问题作为重点谈，而汇率问题的重点是美国对人民币施压，说人民币定值太低估，逼着人民币汇率要大幅度升值。为什么人民币被低估了呢？因为全世界的出口都不好，唯独中国出口那么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出口会大幅度下滑，进口会大幅度增加。出口大幅度下滑，全球市场的份额就让出来了；进口大幅度增加，就拉动了美国、欧洲、日本的出口。这样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就做出了贡献。

现在欧美经济的基本面相当差，美国的失业率又上升到9.6%，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相当好，但是我们笑不出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益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是这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场危机大大挤压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时间和空间。本来我们可以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更加好地完成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但是危机的形势已经把我们顶到了一个风口浪尖。我们看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和教训，近百年来一共有三场比较大的危机，一个是大萧条，一个是滞胀。滞胀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为走出滞胀采取的重大宏观政策调整和结构调整发生在1979年，也就是从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无害论、财政赤字无害论、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转变到要治理通胀。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1980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当差，美国的企业在一个个领域被日本企业打败，当时在美国充满了一种恐惧，就是日本要收购美国。但是从1980年起，美国为走出滞胀开始了一场叫供给端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和调整主要由五个措施构成，第一个措施是从1980年开始大幅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第二个措施是大规模取消和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让企业努力，不能用政府保护的方法，要用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跑得比兔子还快。第三个措施是对政府开支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和教育开支。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重大军事研发和创新，这些重大技术创新构成了美国IT革命的重大技术突破和技术成果，然后军转民。第四个措施是重视官产学研，大中小的合作研发。第五个措施是学习日本，搞全球化战略，重视出口。这五项措施实行了五年，导致美国在结构供给端结构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宏观问题——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美国政府为财政赤字融资就提高了利率，吸引全球资本流进美国，结果导致美元从1980年到1985年升值了35%。美元大幅度长期升值产生的结果是美国的竞争力被大幅度削弱，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度上升，最后改革改不下去了。改不下去怎么办？美国在1985年搞了个花园广场协议，决定日元大幅度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为美国的这场供给端结构改革买了单。日元大幅度上升，从1块美元兑250块日元上升到1块美元兑120块日元。日元大幅度上升遇到了日本的二元结构。日本经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像丰田、索尼、东芝、惠普，但是日本也有效率很低下的产业，比如农业、分销业、不动产业、银行业和以日本国内市场为销售对象的制造业，这些产业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比相对效率比较低，当日元大幅度升值，所有以日元标价的要素都变得非常贵，这些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大幅度削弱，因此日本的发展动力遇到了很大问题。1990年2月，曾经基本面最好的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停滞，而十年前经济基本面最不好的美国从1990年三月进入了IT革命和新经济的繁荣周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周期。

因此，我们讲不但要今天笑，而且要明天笑，十年后你还笑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出预期，很大程度上有着背后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如何应对决定今后五年到十年发展的前景。“十二五”规划实际上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