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的发展趋势（3）

两型社会建设涉及到三个着力点：一是如何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如何能够提高能源和资源的效率，减少消耗；三是如何能够发展一些可替代的能源和资源，像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新能源。这三个着力点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治理。

第一，要发展两型社会就应该发展跟两型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经济结构。目前，从国家来讲希望能够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消费性、社会公益服务三个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能够提升生产和制造业增值的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创新，金融、物流等，还比如会计师、律师、评估师、仲裁师、建筑师等专才，还包括文化创意等。还有一个就是重点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这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都能够使我们实现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是传统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的产业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国家“十一五”期间在这方面的力度是相当大的，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路，而不是一个五年、十年的路。

第二，创造出节能减排的技术。

第三，改变社会行为，更多地采取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四，开放。我国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太有限，“十二五”时期怎么能够把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业的产品链、产品的价值链能够分布全球，而不要都分布在中国，压力就会大幅度减缓。像铝业，如果我们采取不是把全球的铝土矿资源都运到中国，而是把一部分铝业投资在铝土矿的产地，在资源产地完成铝土矿的开采，以及氧化铝、电解铝、铝锭、铝材、铝产品，把产品供销全球，同时满足国内需要。围绕着能源、资源、环境，从前30年的被分工开始转变到自己要用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银行走出去和产业走出去，开始建立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

五是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前30年我们所有成绩的取得都是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进行努力的结果。下一步的发展，对我们来讲改革开放是一个新的阶段。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我们通过前30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在体制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还是一个初步建立的体制框架，如何进一步完善是未来30年努力的方向。

第一，建立法制。做任何事情不是摸石头过河，而是先定规矩、规则，先定执行程序和作为的办法，先定监管、评估、调整的规定和体制，这对今后30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二，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我们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在游戏规则和语言上应该用同一个规则。我们现在发展服务业最大的障碍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服务业体制和国际的服务业体制基本上不接轨。比如说中国内地和香港签了CEPA。CEPA的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货物贸易零关税；二是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三是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包括通关的便利、人员往来的便利、在内地创业的便利。我们在执行CEPA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大门开了，小门不开。什么叫大门开了，小门不开？就是我允许你的货物是零关税，允许你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允许你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香港服务业的体制和标准与内地服务业的标准和体制完全不接轨。比如建筑师的资质，香港是欧美建筑师的资质，内地是甲级、乙级、丙级，这怎么能对接？

第三，很多重要的激励导向制度需要改革。比如北京的房价、地价，这里头核心的一项改革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财力的改革。没有这项改革，地方有很多的事权却没有足够的财权，只有去搞土地财政，最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成了统一战线。现在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是这样。我国有巨大的顺差，很多人批评我们，但是这个方面说到底也是一个体制问题、业绩观的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在“五个坚持”基础上需要我们下一步要破题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扩大内需。尤其是要促进国内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发展，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在我个人看，扩大内需不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而是国家战略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个转变实际上是说中国今后的发展动力更多的是靠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有人说，你要让老百姓花钱首先要让老百姓有钱，要让老百姓有钱首先要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体制上的突破和改革。过去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快，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比较慢。下一步怎么能够把这个结构调过来，完全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此外要避免今后扩大内需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内向型趋向，就是国家说重视扩大内需，那我的眼睛就盯着国内，再也不去盯着国外。

多问题中重点。城镇化一个进入到这的银行和最好的人才，也就是说你事实证明，开放对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在扩大内需的战略性转变的时候，一定会配套促进经济的国际化。五中全会《公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创造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我个人理解，第一，人才的国际化。下一步要把中国市场划一个市场圈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同时要促进人才国际化，让全球最优秀的人来建设中国。对我们的下一步发展来讲，人才的国际化就变得非常重要。

第二，资本的国际化。我国现在有3万多亿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有2.64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资产，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把这些钱管好，用好，重新配置好。我们比较一下，美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降低到现在的8%以下，中国的出口从1948年的0.9%现在上升到9%以上。这是出口，要是看投资，美国持有东亚，包括中日韩加东盟13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中71%是股权投资，外汇储备资产只有2%，只要这个企业不倒，美国人就有你的剩余永续的分配权，你创造的每一分钱剩余都有他的一份。而东亚持有北美的股权只有14%，45%是外汇储备资产。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只占6%，70%是外汇储备资产。我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买10年期美国国债，不算通胀损益，不算人民币货币升值、贬值损益，也就3%的收入。而我国的对外金融负债，也就是三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资产净收益是21%。我国每块钱只挣3分钱，美国每块钱能够挣2毛1分钱，是我们的7倍。我们要想赶超他，不提高投资回报怎么行呢？要提高投资回报，没有人才、没有企业和银行，怎么做呢？因此下一步资本国际化，既把全球的资本欢迎到中国来，又把中国的资本欢迎进入全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

第三，产业的国际化。现在我们的产业开始一步一步进入全球。我要转型升级需要技术，我没有技术能力；需要设计，我没有设计；需要人才，我没有人才。怎么办？哪有技术、设计和人才，我投资哪儿。我是他的老板，他的智力必须为我服务。我们知道奇瑞汽车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奇瑞汽车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的都灵，它用意大利人的想象、创意，为奇瑞汽车生产出最现代、最国际化的汽车。我们没有技术，但是有订单。日本的汽车技术性公司和德国的技术性公司都是百年老店，只要我们给他订单，他就为我们服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技术难关。

第四，贸易的国际化。我们现在的贸易主要做的是欧美市场，在亚非拉很难见到在欧美能够见到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欧美市场商品的全球营销都是由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做的，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不把我们的产品卖到非洲，非洲就见不到我们的产品，不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中亚，中亚就见不到我们的产品。可是我们的企业要想自己建全球的营销渠道，目前比登天还难。

二是城镇化。城镇化成为我们“十二五”的一个发展重点。城镇化一方面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大的城市带。整个日本国土就有三个城市带，一个是东京，一个是大阪和京都，还有一个是名古屋。从我国来讲，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构成的都市群和都市带，是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个人担心的一个是如何能够避免大城市病。还有一个是如何避免形成高碳。因为我们发现80%的能耗都是消耗在城市和大城市。第三个是怎么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

我个人认为，如果每年有一千万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也就意味着我们每年有100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诞生；如果每一个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带来的消费倍增效果是3.5倍，那么这一千万农民工变成城里人以后带来的消费就是3500万人；如果每年城市化率能够提高0.8个点到1个点，那就意味着这条路最少能够持续30年，会成为下一步支撑我们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但城镇化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基本保障制度建设。包括基本的住房保障。每年1千万农民工转成市民，像北京一平米三万块钱，农民工怎么住呢？还包括基本的教育、医疗保障。要建设这套基本保障体系，马上就涉及到钱从哪儿来？现在地方政府有太多的事权、太少的财权，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因此，惠民生，如果不从财权、事权上重新划分界定，这些都无法落实。

第二个问题是就业。怎么让低素质的老百姓能够养家糊口？我们到印度去的时候发现印度有一个政策非常有意思，就是印度禁止沃尔玛等大连锁超市进入。为什么？他们的说法是印度有千家万户的小商小贩，一个大沃尔玛进来那些小商小贩怎么活啊？在北京你到处能看见城市管理人员和小商小贩之间的搏斗。服务业最能够容纳就业，但服务业发展面临的过高的税负怎么改？过于陈旧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怎么改？过多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怎么改？而政府在管理服务业方面的经验、手段远远不及制造业。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城市发展的模式。有些人说大城市为主，有些人说中等城市为主，有些人讲小城市为主，那么哪种方式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是最合适的？

新形势下的外贸增长方式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五年能够解决的，有可能是30年，但是新30年是在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上要上一个大的台阶。进入新阶段以后，我国外贸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竞争对手依然很低。现在，我们不仅劳动力成本，而且土地成本、电话成本、网络成本，以及煤电油运的成本等综合投资成本也已经高于周边地区和竞争对手。怎么能够从过去的便宜、差，变成贵的好，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首先，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过去便宜，低成本竞争优明显，我们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支出很少。今后贵了，就应该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培训、更好的人力资本投入。

第二，要从代工的模式转变成自主生产的模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是通过农民工或者廉价的土地为国际代工来参与国际分工，现在成本不便宜了，别人替国际代工了，就要求我们从代工的模式转变成自主生产的模式。像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企业外销销不动了就转内销，转内销以后，这些企业说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销售，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设计，还要自己做品牌，自己做设计，自己做销售，自己做渠道。这个转变就是一个由过去的代工替别人加工组装变成自主生产，对很多企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很难实现的转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过去很大程度上是模仿，现在要搞自己的创新；过去产品主要是卖给欧美市场，现在要开拓亚非拉的市场。我们在开拓亚非拉市场的时候经常会给当地的老百姓留下一个印象——中国产品假冒伪劣。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卖到欧美是价廉物美，卖到亚非拉就是假冒伪劣呢？谁的责任？因为卖到欧美市场的产品往往是跨国公司的采购体系做的，跨国公司采购体系在下单的时候不但对产品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产品的安全、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都有很高的要求，你要达不到这个单子就不下给你了。当我们自己把产品卖到亚非拉的时候，没有人管你的品质，没有人管你的劳工权利，没有人管你的环境，没有人管你的产品安全，怎么能够保障中国制造的产品就像欧美市场一样好，甚至更好呢。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整套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管理，市场的标准和产品的标准，这个责任在政府身上。我们的政府应该做好市场。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说过一句话：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管理。你要不能够解决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把产品、服务和人才都做到好上加好的管理，是不可能从低成本竞争优势提升上去的。

另外，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现在印度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有将近4亿人，比我们年轻、便宜，而且人多。现在印度跟中国比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有两点。第一点是基础设施远远不如中国，第二点是制造业率远远不及中国。有一次我到日本调研，一个日本的高官问我，如果日本投资2000亿美金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您怎么想？如果美国投资3000亿到5000亿美金来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您又怎么想？也就是如果巨额的资本投向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那么印度的基础设施将会像我们改革开放一样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能得到巨大的改善，就会有大量的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资本进入印度。现在我们已经在很多市场，像北欧、北美市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印度、孟加拉和越南的制造。我们贵了他们依然便宜，我们老了他们依然年轻，我们富了他们依然穷。因此我们要做好由便宜到好的转变，否则下一步将遇到很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无论是贸易还是生产，我们前30年实际上是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参与国际分工的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农民工、便宜的土地和廉价的环境，是末道工序，是最低价值的那道工序，在中国加工组装，销售在中国或者销售在世界。这个生产体系中如果中国贵了，跨国公司就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选，一个可能会选择中国的中西部，一个是可能会选择到印度、孟加拉和越南等我们的周边地区。现在，我们的中西部有一些亮点，比如说重庆吸引了惠普8000万台便携电脑的产业集群。但是有更多的资本可能会转移到印度、孟加拉和越南去，这个时候产品是分化的。

另外一个生产体系叫内生性生产贸易体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的产品往往都是IT，都是高技术，但是在中国本地的增值很低。而我们自己的产品前20年是轻加工制造，主打的产品是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最近10年我们的产品开始上升到重化，我们能不能够发展出高新技术？就像养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下一步往上走一步。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