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的发展趋势（2）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动向

从产业结构来讲，过去一段时间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但造成了全球危机，而且对世界主要国家产生了重大伤害和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的资源和要素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就产生了华尔街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能够越来越方便地动员和配置全球的要素和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美国人突然发现钱很多，而且还很便宜，市场上充满了流动性，通货膨胀率还不长，因为全球化中全世界低价格的要素中国的2亿农民工参与了国际分工。这时美国很多华尔街的人就开始想，怎么把这个钱花掉。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国民储蓄和家庭储蓄连续下降，最后变成了国民负储蓄还有用不完的钱，它用次贷和金融创新的方式叫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子，花不起钱的人花钱。一旦泡沫破灭，房价缩水，这些穷人背了一身的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因为全球化越来越开放，金融市场一体化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却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和治理，那就一定会发生全球经济的失衡，一定会发生全球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危机重灾区的美国也开始了结构调整。奥巴马在非常著名的“岩上之屋”演讲中讲到美国经济的复兴战略，核心就是要把美国经济之屋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而不能够建立在40%公司利润来自于金融部门的虚拟经济的基础上。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金融部门的比重、建筑业的比重和房地产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虽然说美国的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没有下降，但是它的产业结构中实体经济部门大幅度下降，虚拟经济部门大幅度上升，因此下一步美国经济是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看看我们中国过去的几年，能够看到很相象的变化——我们资源中的人才和优质要素更多的离开实体经济部门进入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很多优秀的实业家要想坚守实业是很难的，越来越多的实业家开始离开了实体经济，把钱投向了房地产和资本运作。对于美国下一步的发展，奥巴马还说了“再制造、再出口、再创新”，就是回归根本。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来重振它的制造业、出口部门，来重振它的新能源经济、技术创新和促进就业，这些成为美国下一轮调整的重点。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够看到美国在遭受这场金融危机的重创以后，开始了一个长周期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但美国是这样，英国、德国、日本、韩国都开始进行调整。英国的调整是把重点放在低碳产业、生物产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日本在新公布的《产业结构展望2010方案》中提出了未来培育的五大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包括与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环保、能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尖端技术产业，以及医疗、护理、健康在内的社会公共产业。韩国也开始推出能源和环境新一代运输设备、新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产业融合、知识服务和太阳能电池等。我们会发现，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全球都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新时期。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

五中全会《公报》中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未来方向和重点提出了“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我想提醒一下，我们讲经济结构的时候，总是讲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一系列结构，但是要调结构，首先应该是体制结构的转变。如果体制、机制和政策不变，结构很难作根本性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方面国家已经非常明确了，把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未来的主攻方向。

二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如果讲结构我们是讲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各种各样的结构，这个结构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一点是要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和发展的模式，转变到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很多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批评我们东亚人，包括日本、韩国，也包括我们的台湾和我们中国，说你们东亚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支撑下实现的，很少有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很少有内生性的和内涵性的增长，我们叫集约化增长。因此东亚增长模式会很快达到增长的极限。对我国来讲，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更多的还是粗放型增长。我在调查研究中间发现，现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7%有研发和创新的开支，93%都没有研究与开发的开支，我们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产生的创新成果，也就是发明专利，每年都主要是集中在少数的央企和技术型企业。为什么我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么弱呢？原因很简单，研发与创新都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我们现在投不起，风险承担不起，因此创新的收益也很难得到。我们整个成长过程更多的还是靠低成本、低价格，靠代工，靠模仿。下一步，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如何帮助企业提高创新技术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创新体系有三类，一类是国家层面上的。最典型的故事叫两弹一星，一次发射几个亿，都是国家出钱。还有一类是大企业创新体系。比如我们的大飞机生产，虽然有很大的挑战，能不能够生产出来？生产出来的大飞机能不能够有很高的安全保障？大飞机生产出来，又有很高的安全保障，能不能够卖掉？但是我们的大企业创新体系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还有高铁，美国人就羡慕，奥巴马问他的部长：中国有高铁，为什么美国就没有？我们在全世界各个方面都应该是第一，绝不能够容忍成为第二。但是客观地讲，我们高铁的生产技术绝大部分还是拿来主义，真正的核心技术自己掌握的还是非常有限的。第三类是小企业的创新体系。就像孩子一样，我能够把他生下来，从一岁、两岁一步一步把他培养成一个巨人，这对我们是最大的考验。我们能不能够创造条件，使小企业出现像微软、因特尔一样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的好企业。

此外，我们创新环境的支撑仍然比较弱。北京有最好的大学，有最好的研究院所，有最大的银行和最好的人才，也就是说北京要金融我有金融，要人才我有人才，要信息我有信息，要市场我有市场，但是培养出真正的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太少。上海有最国际化的环境和最国际化的人才，但也只培养出很少的技术创新型的企业。浙江有最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和最发达的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非常努力也非常优秀，但是很少能够成为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它有一个天花板罩着，要突破这个天花板，能够往上再壮大一步，真是比登天还难。根据调查研究，我认为深圳的创新环境是比较好的。深圳没有北大、清华，没有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没有像北京、上海这样顶尖的人才，但是深圳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型、创新型企业。实际上，我们在创新环境转变方面还有太多的奥秘没有解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改革开放30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就是用市场换技术。中国是世界上对外资做得最好的，但是我们发现这30年用市场换技术，技术外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怎样能够在开放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效果，下一步我们要做更多的努力。研发全球化过程中有一个规律，就是全世界技术创新成果和活动交流主要在大三角地区，也就是美、日、欧这三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间，大三角以外的地区显著少。我们还发现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是国际化程度越高技术含量越低，技术含量越高的东西国际化程度就越低，本地化的程度越高。他就怕你学到，丧失了他在技术上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汽车工业，原来我们希望能够有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强制性的国产化率，强制性的合资的要求能够学到技术。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通过合资得到很好的投资回报，通过合资我们能够生产出国产的奔驰、宝马、奥迪，但是由于合资协定中规定了中国连个螺丝钉都不能够自主研发、自主设计。我认为，从要素投入增长的模式转变到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模式，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个五年规划，绝对应该是三十年的事，也就是改革开放新的30年的征程。

三是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五中全会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怎么能够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参与到经济的增长发展，并且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把富民作为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亮点。一般的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了我们非常重视社会的公平，而资本主义会非常重视经济的效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到了把社会公平跟经济效率结合起来，我们在竞争中也学到怎么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解决效率。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社会。所以，民生问题会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很多人讲，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7，不公平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边界上了。我个人觉得，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基尼系数曾经高达0.6，比我们现在要高很多，但是日本战后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基尼系数在1970年降到了0.3，就变成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公平、比较和谐的社会。对中国来讲，下一步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把惠民、富民作为从”十二五”开始的未来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们基本制度决定的。建立起一个社会的公平，也就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然后结果公平，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理想。

四是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要建设两型社会，尤其是人们讲的低碳经济，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今后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如何能够避免模仿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高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探索出一种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