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崖口村：走近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坚持“人民公社”模式的崖口村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城市的味道越来越浓，这个“人民公社”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诱惑。

2011年12月19日上午，崖口村村委会。一村干部快速跑进来，将一张《中山商报》摆在了村支书谭伟钦面前，标题是“南朗519亩地块2.3亿元底价成交”。

谭伟钦低头认真看了全文，这个地块正是2008年崖口村被政府征用的1.17万亩土地的一部分。他拿出计算器，啪啪啪算起来，眉毛一扬，“45万一亩呢，我们征地时才多少？不过5万块一亩，一下翻了差不多10倍。”

2008年，这块地被征用时，还曾引起一场风波。正因为这场风波，任职37年的老村支书陆汉满最终“下岗”，崖口的“人民公社”模式也走向了不可预测的未来。

我为这个村庄积累了几亿财富，围地三万多亩。每年单返租一项，都是千多万，还不断升值。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烦事就多了，争夺财富支配权的矛盾就激化了。——陆汉满

A 最美村庄，鸡犬相闻

西边的云梯山下、京珠高速穿行而过，轻轨可直通广州；东边伶仃洋莽莽苍苍，隐约可见香港大屿山岛，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村庄里，村舍、农田、围田，一一排开，供自行车行驶的“绿道”穿行其中……

——这是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被誉为广东“最美村庄”的崖口村。

不过，崖口村的出名，更在于它一直保留着“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模式。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全国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流时，崖口村在村支书陆汉满的带领下，保留了“人民公社”模式。

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崖口村有四五百青壮劳力流失到香港、澳门，如果分田到户，剩下的老弱劳力不能独自耕作，无力缴纳公粮。此外，村子里一直有白泥资源（一种炼铝的原料）出口，这可补贴集体生产的低效益。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政府并未强行解散人民公社。

现在，崖口村分成三级管理：村委会、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分属各生产队；队长分配每日劳动项目，考核和计算工分；每年早稻和晚稻收割后，生产队总算一次工分；生产大队再核算整个公社的劳动成果和工分。村委会向生产队收购粮食。生产队再根据社员工分分配收入。

不同的是，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崖口村，在经济上实行“一村两制”：在农业生产上，实行“计划经济”；耕地以外的滩涂、养殖场、工厂等土地，全部出租，实行“市场经济”。出租土地的收入，一部分给全体村民分红，一部分用来补贴低效率的农业生产。

具体的补贴是，村委会以高出市价几倍的价格，向生产队收购粮食；当村民购买粮食时，又以低于市价数倍的价格出售。而且，村子里的“两头人”——60岁以上老人，18岁以下孩子，有免费的口粮供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认为，崖口村的“人民公社”， 是一种抵抗外部风险的福利——它提供给了村民失业保险机制：当村民不能或者不想去市场就业，就有权利回公社劳动获得收入。

目前，崖口村在社村民平均月收入1500元左右，比在工厂打工低。不过，农村生活不必像在工厂那样紧张、急促，崖口村因此被周围村庄羡慕，村民的公社生活还被编成顺口溜，“一个月过年，八个月赌钱，三个月耕田。”

冬日的阳光照在刚翻整过的耕地上。种着马铃薯的田里，戴着草帽的三两个农妇，一边弯腰劳作，一边大声谈笑。

傍晚时分，夕阳还未跃过西边山头，村民们已陆续收工。他们把锄头或铁锹绑在摩托车后面，哼着歌儿驶入鸡犬声起伏的村庄，消失在某个饭菜飘香的角落。

学者俞胜认为，崖口村 “保持着完整的拥有自然基底的农业聚落”，而另一些村庄，“景观破碎化，变成了半城市化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