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崖口村：走近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3）

C 商业气息侵蚀“人民公社”

在珠三角，陆汉满和崖口村延续“人民公社”模式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抵御市场经济的影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崖口村的生产队一直保持着几百人的劳动力。不过，大多数村民并不在生产队做工。谭伟钦称，1980年全国公社解散时，18岁的他就离开了生产队，在村子里一家港商开的毛织厂上班。1983年至1985年，公社劳动力年平均收入是900多元，而像谭伟钦这样在工厂每天上班10多个小时的，年收入有2000多元。

1980年代末，当年到香港、澳门打拼的村民，有人陆续回来了。他们在村里建了当时最漂亮的房子，有的还当了老板，在村子里办了工厂。

村子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城市味道越来越浓，在商业气息中，人心浮动，这个“人民公社”时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诱惑。

当年拒绝8000万元买断1.5万亩滩涂使用权事件，也引起了后遗症。

8000万元，对当时月收入几百元的村民，是个闻所未闻的天文数字；这么多钱，竟然被村委会拒之门外，无论如何让人心理难以平衡。

2001年，3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向上级投诉陆汉满领导的村班子，头一条就是，“村干部贪污腐败，8000万不知去向。”

调查的结果，证明了陆汉满的清白。不过，陆汉满也认识到，拥有这么多土地，不一定是好事。他做了一个决定：崖口村实行土地股份制。

2002年，陆汉满把村庄发包出去的围垦地分成两块：其中1万多亩，专用来补贴公社粮食生产；另外2万亩，分配到全村3376个村民手上，平均每人5.5亩地。这5.5亩地没有具体分到个人，但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从此，村民们成为土地的股东。这些被分配的土地及其收益，由一个基金会专门管理。

D 老书记的孤独与落寞

陆汉满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让村庄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下，暗流涌动。

从1990年与当时的翠亨镇政府租或卖的博弈开始，崖口村就形成了惯例：对任何土地投资，村里的底线是出租。后来不少工厂进驻崖口，村里均以出租厂房的方式合作，而且出租的土地都以“一号大米”的价格作为标准，一亩地按650斤大米价格算租金。陆汉满觉得，这是最保险的做法。

再后来，有外面的人和村民提出卖地，陆汉满都一口回绝。从此，几乎无人再敢言卖地。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

当年7月，上级政府希望征收崖口村的一块地。这块地面积达1.17万亩地，几乎就是1990年被陆汉满拒绝卖给翠亨镇政府的那块地。这差不多是整个村庄围地面积的1/3，也是中山市征地史最大的一块地。

这次，陆汉满还想扛着，沿用村里的惯例，只租不卖。

但很快村委会被“围攻”了。监控资料显示，数百村民进入村委会办公室，有的叉腰，有的赤膊，表情激动。“我跟老书记讲，村民像洪水一样涌来，怎么能以匹夫之力抵挡呢？”谭伟钦向记者叹气。

“既然这样了，那就全体表决吧，同意征收的就在征地表决书上按个红手印。”

这一次，陆汉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3376个村民中，只有28个不同意征收。

崖口村签字同意卖地的村民高达99.14％。“村民都同意征，意见是那么的集中，别的村80％已是大比例。”时任中山市国土局局长何权昌说。

征收协议签完，村民每人可以分到14.2万元，外加近3万元的养老保险。一个四口之家，现金收入就达近60万元。代价是，平均每个有土地股份的村民手上卖掉了3.3亩地。

“租地让村民没信心，村民个个都中意一笔钱进口袋，因为今日不知明日事。村民就中意一次分完，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信心。”村干部谭锦鹍说。

陆汉满唯一能做的，是在征地表决书中，空着他的那一栏。“这也是唯一一个村支书不参与征地的村庄。”何权昌说。

那一段时间，陆汉满总是避免跟人在一起，很孤独地坐着，很孤独地走来走去。谭伟钦说他懂得老书记内心的孤独，“他不想看到他亲手弄回来的土地，在他手上又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