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80后卷起回乡经商潮

大年初五，西宁盐湖巷一家茶楼老板在店外张贴招聘启事。目前，服务人员紧缺已成为困扰西宁餐饮娱乐业的难题。

地点：青海省西宁市

乡言：现在已经没人觉得在“北上广”闯荡是件多了不起的事，班里一大半同学都回来了。 ——高中同学王琳

“你何时回来？我们合伙开家咖啡店”，高中同学聚会上，好友王琳拉着我说。

她是月薪2000元出头的小学老师，聚会时开来了新买的标致车，花费源自和家人所共同经营药店的收益。

“现在已经没人觉得在‘北上广’闯荡是件多了不起的事，班里一大半同学都回来了”，王琳指向班长王鹏，“连他都辞去北京的工作，考了西宁市公务员。”

王鹏正与张越抢着付账，“我知道你们酒吧最近生意好，可我们桌游店的营业额不比你们差”，他挡开张越的手，最终买了单。

一年前，王鹏与另两名高中同学合伙开起西宁最大的桌游店，张越则入股了高中同学洁雅新开张的酒吧。

但与王琳一样，经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职业。工作日的白天，他们是朝九晚五的政府公务员、省属投资公司的职员、银行的大堂经理、机场的地勤人员……

“你们一手捧着铁饭碗，一手搞着第三产业，日子倒也滋润”，有同学说。

“更多的是无奈”，王鹏接过话题，“谁不曾立志在‘北上广’创一番事业，但各种压力和不适应让我们逃回来，回来却发现，西宁已是高物价低工资，生活难题更多。”

“或者重闯‘北上广’，或者留下来想方设法让生活变得美好”，王鹏说，这是返乡年轻人必须要做的选择，权衡再三，留乡创业看似更为容易。

逃离“北上广”回乡

“我喜欢北京，但只能把理想留在那里，理想没法让我买得起三四百万的房子”

付账没抢过王鹏，张越遂邀请大家去他的酒吧玩。

下午2点，张越的合伙人洁雅裹着棉被躺在酒吧的沙发上，我们进店，她睁开惺忪的睡眼，“不好意思，一直忙到天亮，聚会都没去成。”

从除夕夜开始，洁雅已4天没回过家，一直忙在店中。“这算好的，工作日的时候在店里忙到凌晨，清早还得按时去公司上班。”

“越来越没出息，读了十几年书，最后竟成了酒吧老板”，她自嘲道。

并非没在大都市闯荡一番。洁雅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但这又能证明什么？还不是逃了回来”。

如我这一代在西宁读书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受过家长及老师这样的教育:好好读书，考出青海，留在大都市。原因无外乎青海的偏远落后，和较为恶劣的高原环境。

2005年高考，我所在的班级曾是母校甚至整个西宁的骄傲:全班70余人无一落榜，40%的同学考入国家211重点院校，成绩最好的女生拿了全省文科第二名。

2009年春节，完成大学学业的我们再次相聚。谈论最多的话题，是××留在北京，进入了全球500强的外企；××正计划出国；××考上全国排名前十大学的研究生……

一名留在西宁工作的同学喝红了脸，拍着桌子嚷嚷，让留在北京的好哥们等他两年，“我留下是为了积攒经验和资历，攒够了立即远走高飞。”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王鹏哼起齐秦的歌。两年前，依父母所愿考入北京一知名大学，毕业后被一家银行以优厚待遇录用的他，突然辞职，回乡备考公务员。

“我喜欢北京，但只能把理想留在那里，理想没法让我买得起三四百万的房子”，王鹏说，因为压力太大，他曾大把大把地脱发。

2010年起，逃离“北上广”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及，“大多数同学在这期间回到西宁”，他说。

王鹏成功考上公务员，任职于西宁一区级政府部门。“逃”回家乡，起初也忐忑不安，但他渐渐发现，极少有人再会跟他提及“走出青海，落户繁华都市”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