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苏联末代总统、苏共末代总书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末代领导人，其下场大都颇为凄惨。俄罗斯最后一个沙皇被满门抄斩。中国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先斩杀自己的女儿，然后在仅有一个太监的陪同下上吊自杀。但环顾人类历史，成为末代领导人但却倍享尊荣的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德国人感激他，波罗地海及东欧各国感激他，整个西方更是感激他。当然除了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之外。

德国人感激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东欧各国感激他，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自此得到了自由，西方感激他，更可以理解，因为他令西方打赢了冷战。俄罗斯人民是例外，也可以理解。毕竟能够把一个世界超级强国----在短短几年内，在没有战争和饥荒的和平时代----就能够将之解体，把俄罗斯带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另两大时刻是蒙古占领、希特勒入侵），俄罗斯人民自然对之无法接受。所以1996年，不甘心政治生命结束的戈尔巴乔夫参加总统选举，结果仅仅获得羞辱性的1%的选票----尽管他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全球的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过中国人也是例外，就有些难以理解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左派认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投降。应该说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意识形态派，都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只不过一个是社会主义理念至上，一个是民主理念至上，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其实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我们实在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他，甚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巨大成就。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后，对中国有三大贡献。一是满足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三大条件：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国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三个条件的难度和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苏联对西方的让步。中国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安全威胁都得到解除。没有了苏联背后的支持，蒙古和越南这一北一南两个邻国，都不得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

二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走出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即先政治后经济。而当时这两条道路谁正确并无定论。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而恰在此时访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国的困难所误导，更加坚定了他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然而，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不得不选择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则反过来令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渐进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苏联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俄罗斯的六倍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欧各国也大都是激进转型，其表现都好于俄罗斯。但不要忘记，东欧都是小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匈牙利就把所有的国有工业和银行都买给了西方，中国行吗？

戈尔巴乔夫模式的失败和邓小平模式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确实非比寻常。记得1989年时，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声称再不搞政治改革，中国的改革不但无法前行，就是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丧失。十年过后的1999年，体制内的自由派人士李慎之又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已经烂熟了”。又差不多过了十年，2008年，所谓的宪章派在西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居然又提出同样的论调。当然迄今为止的事实都令他们成为历史嘲笑的对象。就如同 2000年的章家敦先生，预言2011年中国就要崩溃，结果2011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却陷入了全面而且愈演愈烈、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危机中。当然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花岗岩脑袋的人，章家敦先生不但不认错，反而又预言中国2012年会崩溃，就如同今天仍然有不少李慎之、宪章派的追求者一样。借用台湾著名政论散文家龙英台的一句话：请用文明说服我。我要说的是：请用事实说服我。毕竟今天，是西方在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是西方在向中国求助----而不是相反。中国怎么还要反过来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改？难道自由派们希望中国也来一场主权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