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中国农业并不适合公司化经营（2）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投资。在本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业产能的吸纳非常强大，所以很多时候根本不用考虑增长方式。但那只是一种短暂的模式，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一模式也不可能维持。

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内部的消费需求本应非常旺盛，增长的结构不应该过分依靠投资与外需。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因此需要调动资本的积极性。但发展到现在阶段，尽管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可能部分地区存在流动性短缺，但整体上已经摆脱了资本短缺的状态。对于资本长期给予过高的报酬，反过来就会抑制劳动力报酬的增长。因此，靠简单扩大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越来越受到限制。而国民收入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这几个要素之间分配不合理，使得居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导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受到明显限制。

其次，在出口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的难度在明显增加。如果在出口方面打不开新的局面，简单采取扩大外向型经济规模的方式将难以为继。从世界各大经济体的状况来看，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带动，出口规模占GDP总额很少有超过10%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而言，主要的带动力应当来自内需。

但我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还是具备的。关键是看待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看是7%、8%还是9%，而要看这个增速依靠的是什么，以及增长过程中内部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实现了一个良性的结构。如果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带来的隐患就越多。如果能使经济运行走上良性轨道，即使增长速度比原来有所放缓，也是一件好事。

《财经国家周刊》：在地方层面，促进结构调整似乎缺乏足够的动力。经济增速下降一点就会出现各方“叫苦”的声音，粗放的、简单的增长已经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从而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阻力重重。这一现状怎样才能改变？

陈锡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长期以来，各地习惯于通过增加新的产能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新的出口产能的增加会被外需有效吸纳，这一模式还可以暂时持续，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的投资有多少能够真正实现效益，形势已经与过去大为不同。

目前，金融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很多人在担心欧元体系会不会崩溃，欧债危机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但是不少地方却无动于衷。仍然只是一味招商引资、扩大投资。问题是你扩大的这些产能，打算卖到哪里去？打算卖个什么价钱？很少有人考虑。

我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主体，因此他应该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是每个市场主体都应该独立面对市场，因此发展活力很强。但市场经济也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市场主体必须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你需要多少投资，需要扩大多少产能，你所面对的市场能够吸纳多少，都应该严肃认真考虑。

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不对发展的可持续性负责，只是一味简单地通过增加投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极大隐患。投资是需要资金的，在地方对资金使用的过程中，那些能快速拉动地方GDP的工程，包括盖大楼、建大广场等，资金都给予优先满足了。而改善民生所需的资金缺口，却留在那里。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GDP增长，造成的风险会很大。

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对经济长远发展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的靠拼资源、搞项目。

不要陶醉在城镇化的数字中

《财经国家周刊》：您如何看待城镇化率马上就超50%？

陈锡文：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非常接近50%，可以说2011年超过50%已经是没有悬念的事情。这确实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里程碑。但一定要防止盲目乐观，不要陶醉在这个数字之中。

按照统计局的统计，去年乡村人口是6.7亿，但是按户籍统计，农业户籍人口还有9.6亿。现在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发展这么快，是把近2.9亿农业户籍人口算在城镇常住人口里的结果。一些地方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基本上还是要“地”不要“人”，把农村的地圈进来了，但是真正的城镇户籍人口其实没增加多少，把农民挡在城门之外。所以，单纯去看这个数字是不是超过了50%，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如果农民的土地进了城，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市民，可能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真正完成这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