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该如何代表民意？（2）

也正是在这个重新选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独立而重要的政治力量。

犬儒的“相对主义”

在中国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传媒业者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似乎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

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越来越多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 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

到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新闻记者群体与律师群体在专业理念上变得越来越接近。他们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职业化和程序正义。我哪管你善良邪恶，我哪管你正确错误，我只完成我的本职工作—报道，或者是辩护。

在那个战斗和建设的年代，新闻人被称为新闻战士和党的喉舌；在那个想象20年后再相聚的纯真年代，新闻人说他们代表人民，代表未来；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今天，新闻人说他们谁也不代表！“在场”意味着权威，因而记者是专业的、客观的、冷静的、超脱的。

不掺杂感情色彩、公正地呈现事件原貌，这些本是现代社会分工中，新闻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存续的基础。但如果真实仅仅意味着记者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当怀疑、判断、追踪、必要历史背景交代和结合社会问题的分析统统被当作过度阐释，新闻也就丧失了进一步深入调查的动力，丧失了解释事件意义，产生历史价值的机遇。

正是在这样不要联想、拒绝深入的前提下，农民工讨薪和工人抗议引发的命案可以被当作普通犯罪案件来报道；群体性的跳楼自杀事件被归结为个体的心理问题；频繁出现的“富二代”开车撞人被引向子女教育和交通管制问题。通过这些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如此真切地感知到众多以专业主义自居的媒体拒绝将新闻事件与深入的社会问题讨论进行联系的自觉意识。

当我们将所有这些报道组合起来，我们会发现这种所谓的“专业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极为保守的政治观念的外化而已，高度职业化的新闻业已使部分从业者从一个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知识分子，自觉转变为现代社会的白领工人。

新闻专业的学生恐怕是众多高校专业中相对主义观念最为强烈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正的多元主义者，认为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只有不同的观点而已。而且，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你干嘛非要赋予它意义？因此，探究历史背景、进行深入分析、拓展自己的知识实际上也都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在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新闻学院中，新媒体知识、媒体操作技术、外语、统计这些“实在”的技术课程远远比文化、历史、政治这些“不着边际”、“毫无用处”的综合知识课程对学生更有吸引力。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观察殖民历史的大视野，乌拉圭的记者苏莱亚诺还如何能够完成他那传奇般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如果没有调查和分析复杂社会权力结构的意识和知识，加拿大的记者弗里兰又如何能够通过《世纪大拍卖》的写作揭示俄罗斯转轨中的寡头政治；如果缺少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认识，缺少对全球自由市场许诺的深刻警惕，麦克•戴维斯又怎能完成《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这样一部充满翔实材料的厚重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