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该如何代表民意？（3）

比较起来，我们似乎更能体会出这种犬儒般的“相对主义”观念具有多么大的保守政治能量。

“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

当传统媒体和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们越来越无力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世界，表达一个公正和开放的民意时，传播技术的革新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近两年微博等新兴“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公共性”这个传媒业的老话题带来了很多新的争论。

广泛的参与、互动，信息的迅速披露、讨论 …… 都市中产阶层从没有获得过如此重要的信息互动工具，这使得合法化的政治理念借助互联网技术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遗憾的是，我们在先前提出的问题还是存在，我们在关注谁有权利说的时候，总是不愿意理会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们讨论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人们的参与时，我们总是不愿意费心去了解这些言论所蕴含的观念和意识是什么。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当网络谣言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时，为微博时代欢呼的知识分子们强调的甚至是保留发表谣言的权利。不仅意义、价值无关紧要，甚至真假也无需在意，只要你有权利表达，就好了。这种对媒体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认识怕是已经走到极致了。

对参与权利的强调当然是重要的。但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种只强调传播权利，完全不理会传播意义的观念是不是已经忽视了公共讨论的目的本身是为了形成意义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呢？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确认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

首先是社会化媒体上讨论的意见体现了公意，能够代表公众的利益和想法。从这一点来看，这需要的不是对媒体技术可能性和参与规模的评估，而是对历史和文化意识的分析。互联网只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网络上的意见本身还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那么我们时代都市知识分子的主流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是不是仍然在主导着网络上的意见？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判断这些意见具有充分的公共代表性呢？这一点为微博时代欢呼的知识分子似乎自信满满，但是又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代表性”论证，有的无非是一些浅薄的政治口号。

其次是社会化媒体提供了真正广阔的参与空间，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参与者能够比较充分地参与关键问题的讨论。我们都知道社会化媒体所包含的技术门槛、经济门槛和文化习惯等因素不可能囊括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多次相关统计也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化媒体使用者的阶层偏狭。这些暂且放下不谈。我们还是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在网络平台自由选择的前提下，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没有正当性的政治启蒙，网络讨论的参与者又凭什么自觉地集中到那些真正重要的社会议题上去展开激烈的公共讨论呢。

我相信很少会有人否认公共讨论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只是当我们用这些形式上的权利分析代替实质的历史分析和文化政治分析的时候，可能往往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知识的进步是不是一定导致善的生活？可能这样的判断同样带有政治上的风险。只是我们在理解媒体问题时，太喜欢走向相对主义的极端。而这种相对主义又是媒体为我们这个时代营造的主流文化。

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也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