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14）

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亮出了日本的核底牌，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有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133]真是巧合，石原话音刚落，日本东部地区便发生了“3·11”九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又是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海啸、雪灾、火山、核泄露与陆海大面积核污染。真是天夺其魄。

这次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推进“重返亚洲”战略放手日本在亚洲搅局除去了难以言传的心病。6月21日，有美日两国外长以及防长参加的安保协商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其共同战略目标将针对中国。会议指出“美日将敦促中国肩负起地区稳定和繁荣的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对国际性问题提供合作，恪守国际惯例”[134]。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声明虽然并没有点名敦促对象，但明显展示出牵制中国军力扩张，联手对抗中国的姿态。[135]

让日本搅局，当然搅的是以俄、中、美为支柱国家的远东雅尔塔格局，美国“重返亚洲”要建起的是——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由美国的主导的 “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那么，西方联手颠覆雅尔塔体系的进程在远东是否会像在欧洲那样顺利呢？那要看中国及整个建立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之上的亚洲国家对此抵制的程度。除美国外，亚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中国——这正如欧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俄罗斯的道理一样，只要中国不倒，那么，亚洲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就不会倒。

如果从欧美颠覆雅尔塔体系图谋的全球分工的大格局下观察，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将使中美关系缓冲空间大幅压缩。这是由于在绝对市场经济的世界体系中世界资源已不足以支持欧盟、美国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的发展需求。资源蛋糕就这么大，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回归欧盟所释放出的资源空间已支撑欧洲和美国保持了近20年的发展，“911”事件及随后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活动和2008年后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世界资源和世界发展能力之间的平衡再次遭到破坏，这样，欧美在击倒苏联后便将捕猎的目标移向中国。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已说得很明白：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136]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针对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象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 “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137]。《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38]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可以“吃肉”，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9]

从里根任期开始，欧美联手治理世界的迹象愈来愈明显。1982年的马岛之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到2011年北约打击利比亚，这一系列事件无不显示欧美——尽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联手改变世界的趋势，这与1956年苏美利用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联手压逐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帮助欧洲瓦解苏联后，欧洲快速走向统一。2008年整个西方承认科索沃“独立”标志着欧洲本土统一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向地中海进军并以此巩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共同取得的欧洲统一的“战果”。

联系上述这一系列变化，我们就会知道在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的2010年，美国同时公开提出“重返亚洲”政策，这显然不仅仅是美国一家的口头宣示，而是欧美之间的战略分工：美国帮助欧盟完成欧洲统一，控制了原苏联在东欧合法享有的资源份额，那么，苏联之后，欧盟将帮助美国瓜分中国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合法享有资源份额。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即帮助欧洲瓦解苏联和实现欧洲统一，这已耗尽了美国国力。那么，作为回报，搞定利比亚之后，美国也希望欧盟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全力帮助美国。2011年5月22日，奥巴马在访问英国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愿望。他说：

随着快速变化的发生，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已成为时髦的质疑，声称伴随着这些国家崛起，美欧在全世界影响力是否会走向衰落。这种论点认为，也许这些国家代表着未来，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这种论点是错误的。现在正是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正是美国、英国和我们的民主同盟国家塑造了新兴国家得以崛起和个人得以发展的世界。即便在更多国家能够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之时，为了使这个世纪实现更和平、更繁荣和更公正的目标，我们的同盟依然必不可少。

在威胁与挑战要求各国必须携手努力，相互协调之时，我们依然是全球行动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一个以商务和信息的迅速流通为特征的时代，我们的自由市场传统、我们的开放性，同时我们承诺保障我们公民的基本安全，以此作为坚强的后盾，为强大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由于亿万人民因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信仰或统治他们的政府的属性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我们这些国家最积极地要求维护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尊严的包容和自决的价值观。

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步不前。我们的领导作用的性质需顺应时代的要求。如我首次作为总统前来伦敦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时所说，罗斯福（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可以坐在房间里喝着白兰地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我想卡梅伦（Cameron）首相一定会同意，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点烈性酒。在这个世纪，我们的共同领导作用将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适应新的情况，为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调整我们自己。

在此，奥巴马并不是酒后胡言，他所说的“来点烈性酒”，已有很浓的火药味。他继续说：

恰恰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战争的重负，我们因此深知战争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足以捍卫这个大陆并同时遏制我们的敌人的强大联盟。建立北约的核心基础是第五条款的简明理念：任何北约国家都无须孤立自卫；所有盟国将始终互相支持。历经60年，北约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