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新生的世纪，我们的努力为北约提出了新概念[140]，这将赋予我们必须的能力抗击新出现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和海盗、网络攻击和弹道导弹等威胁。但是，重振的北约将继续遵循其创始人最初的设想，让我们齐心协力采取集体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同时传承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博大信念，即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权利与责任，所有的国家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架构中拥有共同利益。[141]
与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受惠于欧洲大陆分裂而实行的均势外交传统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它们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142]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143]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早已成为往事。
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不管怎么说，以‘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可能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确和坚决的姿态。”[144]这话说白了就是要让俄罗斯为欧盟让路，要开除俄罗斯的“球籍”。苏联倒下了后，俄罗斯现在却站起来了。
2001年美国突入阿富汗，此后又从中亚入手，与欧盟联手在中亚进行了一系列“橙色革命”，试图从中亚与欧洲东西联手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双方较量最终在2008年8月7日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向南奥塞梯的军事攻击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面前惨遭失败后趋于稳定。俄罗斯人用实力回答了西方“俄罗斯在哪里”的问题，告诉北约：俄罗斯就在这里，这里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不容动摇。此后，欧盟认识到了不能突破的俄罗斯人的自卫能力底线，其东进的势头随美国中亚战略收缩而转向地中海方向，而美国也将力量东移至亚洲。
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分散的南方国家正在遭到联合起来的北方国家的“各个击破”。真正的挑战正在向中国走来。
五 “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俄罗斯曾面临并需要回应的“俄罗斯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摆到中国人的面前，同样的问题，“重返亚洲”后的美国人也会向中国人提出并需要我们认真回应。
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作知己知彼的分析；也就是说，需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在哪里，其优势和劣势所在；其次是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我们不能仅仅知道对手的优势，更要了解对手们之间的本质性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45]但只有找到对手的矛盾，才能找到中国的机遇，才能有必胜的信心。1990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禁运的压力，邓小平在对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46]
那么，我们的对手是谁呢？根据利比亚战事以来的世界形势的变化看，是以美国为盟主的曾经的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目前，这个联盟及其盟主的境况如何呢？
作为当今西方联盟的盟主美国——尽管还是霸气十足——已没了20世纪50年代赢得世界大战和90年代苏联解体之初时的意气风发。经过阿富汗战争的“一鼓作气”、伊拉克战争的“再而衰”，现在美国政治上已进入 “三而竭”、经济上已接近“破产”[147]阶段。它不仅不再具有当年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财力和能力，甚至也没有再发动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财力和能力。而中国——尽管自身政治和经济有相当的“泡沫”风险——则总体上还处于“一鼓作气”的上升阶段。此时，中美相对的形势是“彼竭我盈” [148]，彼将骄横——以致奥巴马在击毙本·拉登后竟有失哲学涵养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无所不能”[149]——而我谦和内敛。自古兵骄者败。1940年德国希特勒、日本东条英机大军横扫欧洲和亚洲大陆导致德日两国轻率进军苏联和袭击美国，结果输了老本。1962年，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甘拜下风，这反骄纵了美国的傲气，致使美国轻率用兵于越南并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而苏联赫鲁晓夫因在这次危机中的受挫而避免了在中南半岛涉足。1991年苏联解体，这再次骄纵了美国“无所不能”的万丈雄心，其结果则是美国劳师征远，由此出现国力衰落。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确有人多势众、船坚炮利的优势。但从一个动态的过程看，其中也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尤其对美国和英国十分不利的矛盾。
宋人苏洵曾著《六国论》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设想。对此，毛泽东批注说：“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150]。毛泽东从矛盾论的角度分析“联军”问题，他并不否定联军“人多势众”的优势，同时也看到其相应的劣势，这就是利益需求太多。这样的“联军”，如三国袁绍军队“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151]，其意志既难统一，又难持久，尤其是在应付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巨大资源和战争潜力的国家时，情况更是这样。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首的十五国联军在朝鲜战场，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禁运等遭到的全面失败，便是明证。
目前国内有人提出美国正在联合亲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构建“O型的包围圈”[152]，其实，这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真正深层的问题是，若真是这样，反是中国的机遇。这是因为，美国建立这样庞大的所谓“包围圈”本已吃力，如果要维修这样的“包围圈”，美国财政将不堪重负。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学者凯南曾提出过建立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包围圈理论。当年反对这种理论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153]有深刻的分析。1944年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他在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54]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55]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156]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157]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的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158]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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