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20）

第三，加大国家干部政治审查力度。瓦解或动摇少数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是西方成功颠覆、削弱或打击象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战事未开，重要部门的干部变节是西方干涉在这些国家得手的重要内因[217]。而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核心领导不仅多是美国“海归”而且有的还曾任利比亚政府高级别官员[218]。这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政治审查制度。由此，笔者想起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

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219]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渣子洞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220]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一致地不谋而合，这决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221]的特殊环境下，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第四，在相当的时期内，要坚持不懈地将海权建设放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近代历史反复表明，国家分裂往往从失去制海权开始。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失去中国近海的制海权，这导致太平天国出现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南北短期对峙的政治实体；19世纪末叶，中国甲午战败致使台湾脱离中国。20世纪中叶，中国失去制海权的直接恶果是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出现一批傀儡政权；下半叶还是由于中国海军力量不足，致使台海两岸分离形势保持至今。我们如果联系刚刚发生不久的利比亚沿海的“班加西”地方政治实体从利比亚相对分离以及科索沃已事实“独立”的现实，我们不难推论，今后如果中国分裂——这是欧美国家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将从中国失去东海和南海制海权开始。而这里恰恰是我们国防安全的软肋。

在相当的时期内，战略导弹军种还将是中国海权拓展的重要依托。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海权要在战略导弹部队护卫的前提下推进。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有成熟的具备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存在，而不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种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将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的发展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从近海向远海推进的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海战经验的中国海军的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的艰难阶段并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第五，坚持有限目标，争取美国回归远东雅尔塔格局。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222]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大有裨益。

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不顾卡特政府向苏联释放出的缓和信息，将从全球范围击败美国并将其逐出印度洋列入外交目标[223]，其结果，在“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224]。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上面我们所说的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世界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黄盖假打成真的教训，是今后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事实上，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如英国媒体的分析——“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225]，而是由于苏联的战略家——与凯南一样——提出的外交目标过大，以至将美国和中国都列为打击的目标。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同时还出兵阿富汗，要由此南下将美国逐出印度洋。这样的目标超出了苏联国力可以承受的极限，最终导致其国力透支并迅速衰落。

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边际的学问。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在不停转化。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而决定二者转化的“边际”及在不同的边际空间的力量博弈效果，就是战略要注意的策略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有效的战略一定是有限的战略。朝战和越战中，美国打仗为了老大的“面子”，中国参战则是为了自卫的“里子”。保面子使美国的战争目标失去了底线，保里子则使中国目标始终不出三八线。此间，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同样的战略目标过大而导致国力不及的错误。有鉴于此，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反美情绪正浓的中国外交：“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26]；同样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将中国百年奋斗的目标限制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27]。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而不是重蹈古代罗马、近现代英国、苏联和当今美国在过度扩张中走向衰落的国家。

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无疑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长期强加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岛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在这一领域，如果从雅尔塔体系的视角观察，中国的对手主要是日本，而不是美国。

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并由此突破“第一岛链”的战略是有限目标，它只是恢复本已在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利益，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此举并不触动在二战中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利益，因而日本想要阻碍也不会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更找不到东亚铁杆盟友。

在第一岛链中的南海方向，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是有限的。东盟国家与中国一样，和日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主权争执，属于在雅尔塔法权体制内部调整的范畴。因此，中国在台湾以南和以北的海域，即黄海和南海面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在南海的矛盾当以调整协商的有限目标为主线，在黄海，我们当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无限目标为主线；否则我们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28]，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229]，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但在第二岛链中，中国面临的对象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区域东部海域的美国及其海上基地，尽管有冷战的性质，但还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安排，触动它就意味着触动中美俄等国用鲜血赢得的雅尔塔和平体制。如果中美两国要在冷战层面发生生死冲突，只能对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有利。说得极端点，即使有那么一天中国在第二岛链赶走美国，其“成果”也因中国无力消化而最终为日本或其他大国攫取，这与当年日本占领南洋却因无法消化这里的“战果”而不得不丢给美国人的后果一样。所以在这一海域，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前提下的协调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

基辛格通过与中国领袖的长期交往似乎理解了这一点，他在最近出版的《论中国》中指出：在美国出现这样一股思潮，认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对立，所以会有“敌对政治”理念的出现。他们这些人的冷战思维会使中美双方都停止前行的脚步，并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军事领域，“这种强硬博弈对双方都是伤害”。[230]“其实，中美双方真正的竞技场不是军事，而是经济”。基辛格表示，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大到不能为了对方牺牲本国利益，大到不能让对方主宰自己。双方都应该问自己：“斗争能为彼此带来什么？”因此，他建议，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基辛格在该书中告诫美国政府“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国对着干”。基辛格在回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哈利·史密斯关于“人们好像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很惊讶”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一直都知道，他们总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曾有过短暂的中断，那时，他们受西方列强欺压。所以，现在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只是重塑中国原有的位置”[231]。

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比如像基辛格这样清醒的政治家，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

我们争取最好结果，同时也要做好最坏准备。最坏结果是美国政治被大财团“绑架”，与欧盟通过北约实行“跨地域行动”联合向中国发难。这当然需做最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极限目标并不是打败美国，更不是将美国逐出太平洋，而是通过斗争迫使美国回到二战后美苏中等国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之中，并由此追回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这样的目标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因而也是可持续和有胜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