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中央释放政策信号：加强党外人士任用已形成共识（2）

“副职现象”

只是，这一段任职历程，很快因“整风”、“反右”、“文革”而中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首任粮食部部长的党外人士章乃器，未过几年，就被打成右派，他的部长职位也一并被撤销。

章乃器的命运自此转折，数年后的“文革”更使他跌入人生的低谷，直到1980年，他病逝3年以后，才获平反。

在章乃器之子、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看来，章乃器的命运，几乎是那个特殊时期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命运的缩影。特别是“文革”爆发后，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

1972年，傅作义辞去水利部部长一职。而正是以此事为契机，之后的35年时间里，党外人士再无任何人担任中央政府部级正职领导干部。

甚至不仅是正职干部，“文革”期间，地方政府副职中的党外人士也都很少。《瞭望》新闻周刊曾写道，党外人士的政治春天，随之结束。

“文革”后，各地政府副职开始出现党外人士，特别是在2008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都有一名党外人士任副职。不过，党外人士扎堆正职的现象，不再出现。在国务院系统，除了之前提及的万钢与陈竺，其余10余名任职的党外人士，皆为副部级干部。

这其中，包括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姚建年等。

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党外高官分布广泛，但仍然难以摆脱“科教文卫现象”的桎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廷华认为，这也是由党外人士的人才构成情况决定的——民主党派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为主，担任专业技术性强的领导职务也算是“专业对口”。

另一重现象是，而今的多数副职党外高官，此前都是从下一级副职提拔上来，直接提拔至上一级副职。

比如，2004年2月加入致公党的谢广祥，当年3月就任安徽省淮南市副市长，11月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2008年当选为副省长（副省级）；黑龙江的程幼东，1995年从中学副校长任哈尔滨市教委副主任，一年后任哈尔滨市副市长，2003年任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天津的张俊芳，2002 年任天津市教委副主任（正局级）的第二年就任天津市副市长（副省级）；重庆的谢小军，2000年11月至2002年4月还是重庆市农办副主任，2003年就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

“党派色彩不应过分强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士的“正职扎堆”、“有职有权”与而今的“教科文卫”、“副职现象”形成一种鲜明对比。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对此避而不谈。

不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罗富和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刚刚建立，党外人士中，集聚了大量经济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国家出于发展经济社会的需要，选择了很多优秀的党外人士出任部长。“现在，我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集聚了中国最大部分的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现在看待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领导的现象，不能仅看简单的数字或比例。”

袁廷华则从另一角度解读这一现象。他说，党外干部的提拔，大多是由副职到副职，直接跨过了不少层级，因此，形成了一个党内罕见的现象：火箭式提拔。“不少党外干部因此缺少实际的锻炼，进而难以挑起正职的担子。”

作为解决方案之一，学界曾呼吁，为去除党外人士“副职现象”，应给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门正职，设定一定的比例。

对此，罗富和并不赞同。他说，从全国人民和全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如何选择优秀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问题，“党派归属的色彩不应该被过分强调”。

他认为，在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门正职领导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更多要看，我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有没有更多有能力的人，可以担当这样的职务。”

“厅长、书记，听谁的？”

但从各地实践来看，完全说没有制度性障碍，有失公允。最典型的问题便是：厅长或部长（党外人士）是否参加党组会？一个是厅长，一个是书记（党组书记），究竟听谁的？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主委姚志彬就提到，党外人士一把手的权力，不像党内干部一把手那样（权力）完全到位，因为还有党组书记。

实际上，在有党外人士任职正职领导干部的地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正是最为棘手之事。

姚志彬认为，党内党外应该是一样，不能把党外干部看作是外人，他有属于他的权力和职位，那么，就放手让他大胆去做。

无党派人士、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提及，她与三任党组书记合作过，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遇到重要问题，党政主要领导首先讨论，形成初步共识，再和班子成员商量、形成集体共识后，再推进实施。

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次会议也曾提及上海的解决之道：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规定，党委会议题确定前，书记与主任先行沟通，涉及行政业务工作的重大问题，书记要与主任充分讨论和酝酿；涉及干部人事任免事项，在民主推荐考察基础上，经书记与主任充分沟通并征求意见，以及党委书记与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干部处处长共同酝酿后，提交党委会讨论决策。

对此，《意见》首度规定：党外领导干部一般应“列席党组会议”。这个规定，李小宁解读为：一方面要服从党组的领导，另一方面在集体领导下对分管的工作负责。

“比如一个厅长是党外人士，当有重大决策需要党组决定时，他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能够列席会议，作为相关工作的分管领导，可以在会上介绍情况。”李小宁说。

另一个待破解的难题，则与罗富和的担忧一致：有从政技巧的党外人才处于匮乏状态。曾在统战部门工作，现任中共安化县委宣传部长的林玲就曾撰文指出，常常是职位出现空缺时，却一时难以找到有经验又合适的党外人士。

对此，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干部局局长张献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意见》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实践培训，以弥补党外代表人士行政领导岗位历练不足的“短板”。

“目前，中央统战部已经在上海、贵州、甘肃建立了党外干部实践锻炼基地，从去年起已组织10名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张献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