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落户条件呈阶梯式———应逐步取消不合理限制（2）

杨宜勇：在地级市设置了三年的门槛，主要是考虑到不要一下子一蜂而入。目前的省会城市但不是副省级的城市人口规模都比较大，比如说都在500万左右，城市病也比较突出，比如说交通拥挤的情况，比如说空气质量的情况，比如房价的问题等等，作出限制也是为了防止这些城市病。国家的政策还是希望大力发展县城和地级市城市。

有观点说小城镇落户的限制条件放宽了是进步的，但是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提出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就有待商榷了，因为一些地区有可能借此限制落户。

杨宜勇：我认为现在这个文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进步意义还是比较有限。我觉得人口自由迁徙应该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今后应该逐步取消这些不合理的限制。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是社会舆论的热点，他们的尴尬就是想留在城市留不下，家在农村又不愿意回，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城乡差异。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说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扶持培训等政，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这对鼓励农民工留在城市是不是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呢？

杨宜勇：因为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以往不一样，他们都不想回到老家去了，在城市里面要结婚、生子，所以子女教育问题都显得很紧迫，要尽快帮助他们融入当地城市的生活。

“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中“不要”这个词听起来和严厉禁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不要还只是道德的规劝，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所以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在落实起来可能会打一些折扣。

杨宜勇：那肯定是有折扣的，比如北京市来说，目前要上哪个学校还都是受户口的限制的，如果户口受限还是要上的话上就需要另外交钱，对农民工来说，这条道路或许还很漫长。

这次通知中明确农民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本人的意愿，更好地为了保障农村土地的权益。此前在农转非之后集体土地被政府以各种名义收回，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次明确不得强制收回意义何在？

杨宜勇：这些事情出现过，也惹了一些麻烦，因为大家知道随着城市化的进步，土地越来越少，土地的升值空间是很大的，很多地方政府搞推进城市化过程当中盯住了农民的地，让农民城市化，要用他的宅基地换保障房，用耕地林地换城市里的社会保障。

但是一旦进了城农民进了城没有工作怎么办？给他们预留几年，在城市三五年后如果呆不下回去还有一个安身之处，如果说农民觉得地价看涨，他想转让土地也可以，自己是有处置权的，因为土地耕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也是唯一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