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

党报是官方舆论场的主体，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如果能在两种舆论场的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扬长补短，党报对社会和各界人士的舆论影响力就会有新的提升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普及，中国已经形成官方舆论场和坊间舆论场两个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舆论新格局。如何争取在两个舆论场的互动中提升党报的舆论影响力，是每个从事党报工作和关心党报发展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

社会转型和舆论多元化

中国社会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配制、权力和权利的消长等出现了空前的变化，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及地位有了极大的调整。“老大（工人阶级）靠了边，老九（知识分子）升了天”这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反映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动。加入WTO十年来，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跨文化传播的全方位展开，各种社会思潮和各种经济大潮一起突破国门。

世界大潮的冲击，改革飓风的席卷，各种意识形态的激荡，这一切在中国社会掀起的惊涛骇浪，不知比当时的德国要猛烈多少倍！正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中国社会断裂成大与小、富与贫、强与弱好多板块，好多阶层，好多利益族群。也正是由于这种断裂和分化，导致舆论的多元化和碎片化，并使这种舆论态势完全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最初27年的“舆论一统”（用毛泽东的话，就是“舆论一律”），成为新时期舆论形态的新特点。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助长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也使中国的舆论多元化拥有过去不可比拟的新载体和新手段。尼葛洛庞蒂很早就预见到“媒介融合”的趋势，已通过被业界称为“跨媒介发展”、“全媒体”、“大媒体”的种种媒体成为现实。这种新技术和新媒体，可以融合几种乃至全部媒体的优点，在新的终端上实现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内容的共享。发展到今天，随着我国“三网合一”的推进和自身功能的完善，手机将不再是报纸（所谓手机报）、广播（所谓手机广播）、电视（所谓手机电视）的简单延伸，而是各种传统媒介形态在无线移动网络环境下的一种全新整合，它融合了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等各种形式，形成一种空前广泛、复杂的传播网络。在这种强大技术的支持下，每个拥有手机或电脑的人都可能成为记者、编辑、总编甚至编辑部，他们不仅通过手中的私人网络生成和发布舆论，同时也对他人的舆论说出自己的评价。这些私人网络的拥有者有可能集合成独立的舆论群体甚至舆论场。这样，当下中国舆论的碎片化和多元化，就真正地、完全地出现了。

两个舆论场的形成

从学理上说，包含若干互动因素从而使一些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谓之舆论场。所谓“场”，就是与现实事物相联系的外在环境的总体。无数个人的要求和意见只有在“场”的作用下，也就是处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过反复多次的碰撞、扬弃、融合，才能形成相似或相同的认识，即舆论。一定的舆论，是特定舆论环境即舆论场的产物。

显然，当下中国，民众无不生活在一定的舆论场之中，并借助舆论场生成与传播舆论，不同的舆论场生成不同的舆论。就新闻信息传播和新闻意见表达而言，当今中国民众同时生活在两个舆论场之中，这就是官方舆论场和坊间舆论场。

以党报为核心的官方媒体构成官方舆论场的基础。在这个舆论场中，党报等官方媒体根据执政党的意图或指令生成并传播官方舆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需要新闻宣传工作在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和胡锦涛从不同角度讲清了官方舆论场的使命和功能。

当下存在和运行的坊间舆论场，主要是无线移动网络环境下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公民舆论的舆论空间。坊间舆论场生成和传播的舆论，是自发的、分散的、自由的，一般情况下是无组织而任意流动的，它所反映的常常是百姓的心声，讲述的是个体的生存状态。毛泽东曾经设想过这种坊间舆论场的一般形态：人民群众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胡锦涛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多次强调，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新时期执政党对官方舆论场和坊间舆论场的共同期待。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方舆论场并无重大变化，而坊间舆论场却日益壮大，它们之间的消长是极其不平衡的。尤其是2010年微博元年以来，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微博时代”。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4.3亿，环比增长近50%。2012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有人估计可能突破6亿，超过互联网数量。以移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为载体构筑的坊间舆论场，发出一阵又一阵强大的舆论风暴。无论是“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还是“让领导先飞”的宁波机场风波；无论是徒手接住高空坠落女孩的“最美妈妈”，还是饿死九旬老母的“武平公务员”；无论是微博炫富的“郭美美”，还是直播开房的“蠢局长”，都是由微博最早播报，迅速引起全国普遍关注，并形成强大的舆论飓风的。

官方舆论场和官方媒体公信力的缺失

平心而论，这些年来官方舆论场和众多官方媒体在生成主流舆论、引领社会前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毋庸置疑，官方舆论场和不少官方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公信力日差一日，对民间的影响力不断下滑。

首先是体制的原因。拿党报来说，作为党的喉舌，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能报道，除了有明确的规定，有时还要特别请示报告。这样，势必在时效性、客观性甚至真实性等方面给报道带来损害。有时，这类报道的空白和乏力，正好使坊间舆论场有了用武之地。后者不仅占据了报道的优势，公信力也得到了提升。

其次是理念的影响。什么事实有新闻价值，什么事实没有新闻价值，官方舆论场和多数官方媒体，由于传统与经验的积累，加上工作人员的素质较好，对此有准确的把握。但也有例外，有时片面地以宣传价值代替新闻价值，有时以新闻人物的地位和影响力误判新闻价值。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新闻也不会引起受众兴趣。久而久之，媒介和官方舆论场的公信力自然打了折扣。

第三，因为是官方，因为是主流，关注和关照的机关及官员也多。你插一手，他插一脚，你请关照发一篇稿，他请帮忙讲几句话，最终使得版面上往往多了水分过多的关系稿，多了不该有的阿谀之词，多了违背民众心愿的“先进典型”。而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人民群众咬牙切齿的“问题官员”，由于这个求情，那个威胁，统统都不见了。

最后，因为是官方媒体，特别是党的喉舌，新闻生产程序也就复杂繁琐，不像无线移动网络，有事就上，有话就说，程序简单，报道快捷，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转发容易，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能传遍天下。因此，某种程度上，在报道内容的丰富性和报道程序的快捷化方面，坊间媒体远在官方媒体之上，使官方媒体失去了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