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飞等：我国院士制度中存在马太效应

相对独立的自我治理与自主运行、相对简单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相对理性的院士定位与认可表述、重视科普和出版物以及大力建设科学道德规范、独具匠心灵活务实的制度设计，都是成功的经验。

杰出科学家对国家现代化的贡献至关重要，院士制度作为现代科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杰出科学家的组织管理和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院士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科学体制化的标志，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我国的院士制度也不例外，自建立以来，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倡导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多样化，我国现行院士制度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引起学界和媒体的多方关注热议。然而，单凭直观感觉或个别社会现象，对目前的院士制度大加诟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泛泛而论的批评，不但思想方法上具有片面性，主观判断上也可能有失公允。理性分析院士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寻改进完善策略，对于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深入认识现行院士制度的基本状况，近年来，我们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获得了以下一些初步的分析结果。

一、我国院士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院士兼职现象。对此，相当一些舆论都持续热议，认为院士兼职过多，特别是行政职务太多，会影响院士作为杰出科学家个人的科研创新，进而在总体上对国家的科学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事实究竟怎样呢？

将1955—200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与 20世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任职情况进行比较，一个巨大的反差性结果给我们提出了强烈的警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获奖前后一直具有行政任职的只占总数的大约 19%，一生从未担任行政任职的占59%；而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前后一直担任行政任职占院士总数的63%，一生从未担任行政任职的仅占17%。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兼职情况更不容乐观，据初步统计，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简言之，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纯粹的职业科学家，探索科学真理成为其职业的最高价值追求。相对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杰出科学家多数不得不同时肩负国家科技发展的行政管理任务，这就使得大量杰出科学家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他们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但在科学的赛跑中，必然会因为力量的分散而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上述结果提示我们：行政任职无疑会对杰出科学家的科研创新产生影响。从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上看，要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做出原始创新，就应该让更多的杰出科学家专心于科学的前沿探索，而不是让他们在科学创造力的高峰时期转而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半数以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终其一生从未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就是明证。

回顾中国院士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设立的初衷是激励创新，给予做出重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以科学荣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院士制度的运行方向似乎与当初设立的初衷有背离的趋势，大量科学家当选院士前就有行政任职。毋庸讳言，行政任职往往带来更多的荣誉、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直至当选院士；当选之后，已经任职的院士会继续任更多、更高层次的职务，没有任过职的会开始担任各种职务。因此，对中国相当一批杰出科学家而言，当选院士仅仅是登上了国家科学荣誉的制高点，但随之而来的繁重行政任职则使他们已不再可能继续独立攀登世界科学的高峰，这一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大量年富力强的杰出科学家在他们科学创造的高峰年龄段，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科研创新的第一线，成为这样那样的行政管理者。对于科学家个人而言，或许并无不妥，但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发展而言，却失去了科研创新持续冲击顶峰的攻坚力量。由此可见，改进和完善我国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的结构分布和管理策略，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