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好基本政治制度 不断推进民主政治（2）

[辛向阳]:二是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可以充分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的要求，或者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我们知道人民群众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求，肯定还有政治方面的需求，政治方面的需求是多个层面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阶层，对政治的需求可能不一样，是多样化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需求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满足，我想只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可以从多个方面，多个层面给予充分的满足。

[辛向阳]:三是从国际范围来看，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其实是我们应对一些国际挑战的需要，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这种挑战有很多，我简单举两个方面，一种挑战，国际上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这种舆论在国外有一些比较强的声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进行过回答。比如2006年4月21号，胡锦涛同志在访美期间，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时发表过一个讲演，在回答耶鲁大学师生提问的时候，主持人向胡锦涛提出了一个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这么一个问题，胡锦涛回答，他说“我认为，如果把28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因于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所以，他讲到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恰恰是为了回答这种所谓的中国政治体制滞后论。

[辛向阳]:第二个挑战，在西方学者提出一种理论，用所谓的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创建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叫民主国家协同组织，他提出要想加入这个组织就必须进行严格的要求，就看你是不是个民主国家，按照他们的要求判断，如果是民主国家就加入进来，如果不是民主国家就把你排除在外，有国际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形成合力，其实这种理论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发展民主政治，我们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可以打破企图用民主联盟来遏制中国的图谋。

[网友“强国一平民”]:作为近代最先走上富强道路并一直处于发达西方国家，其政治模式有普世性么？

[辛向阳]: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具备普世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搞清楚，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走上富强道路的，这一点要搞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他所谓的富强跟他的民主或者政治模式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必然的关系。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走上富强道路，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因为他搞了所谓的民主政治，或者民主模式，而是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近四百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他走上富强首先一个殖民扩张带来的财富增长，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有其他方面的制度上的创新，包括金融的创新，经济的创新，也起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不能简单等同于说我搞了西方模式，就一定会通向富强，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要注意到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里面主要是有这么两个认识，有的西方学者扩大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认为西方崛起的时候搞了民主，搞了民主以后就富强了，夸大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历史，比如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中，把英国、美国和其它几个国家，看作是早在1848年就已经是所谓自由国家民主国家了，其实1848年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有一半的人处于没有投票权的状况，而且在美国奴隶制依然没有取消，像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真正实现了他们讲的普选。所谓的普世，好像一开始就是很健全，很完美，其实他是对历史的夸大，这个方面我们要对他发展的历史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三，处于阶级立场的需要，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本身，有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的民主实现的形式，实现的具体的路径就等同于民主本身。比如说有一个英国学者阿伯拉斯特在2002年的时候，在他发表的第三版的《民主》一书讲“西方的民主观念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民主是一种我们西方已有的东西”。他认为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一种假设，所以一讲到民主就是所谓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就是所谓的对立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有要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要去争取当前选举的胜利，他们认为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含义，必须得有两党或两党以上大家竞选，这才叫民主。

[辛向阳]:针对这一点，马尔库赛在《单面人》一书中，就明确讲“我认为，就这些定义是相当准确地描述了1952年美国选举的实际情况。”所以，很显然西方政治模式不具有所谓的普世性。有这两个科学的认识以后，感觉到它不是一种普世。

[网友“理论新人”]: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多党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许是政治民主重要表现形式。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采取多党制会带来很多麻烦，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您怎么看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辛向阳]: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个学者叫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在2008年2月的中国社科院的院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反思西方民主”，文章引用了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杰克·施耐德出版的一本著作，叫做《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讲到了一个观点，他说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者外部战争，他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实行自由选举以后，便立即进入了战争状态，比如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了一百多万人丧生。

[辛向阳]:所以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党制度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是为了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或者少数人谋利益，这个国家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反之这个社会就可能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混乱的。第二，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国情，符合国情建立自己政党制度的国家，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否则就是不稳定的。第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如果是由本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那么这个国家一般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由别的国家输出过来的，或者是由其它国家通过武力，或者所谓的颜色革命等手段给予扶持的，这个国家可能就是不稳定的。

人大制度：改革中不断发挥优势

[网友“理论之光”]:请问专家中国人大制度强在哪？西方政治制度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相比，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哪些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制度，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在哪里？

[辛向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比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比较独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辛向阳]: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流血牺牲，长期奋斗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有极为深厚的历史与人民基础，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它很强大的一个生命力之所在的一个方面。我们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已任，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就站在时代的前列倡导民主，反对专制。我们党领导建立的，比如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的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都实行了人民民主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