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5）

三、中国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吗

1990年代末以来，政府除了不断地提及“扩内需、促消费”，并希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西部能赶上东部，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优惠政策。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中西部地区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2.8元下降至2010年的1.32元，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都在2元以上，上海更以产出率3.36元遥遥领先。二十多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前并被赋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其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投资效率的低下，这可以引出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或落后地区大开发的几点思考：

（一）区域振兴政策已经变成“普惠制”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30年之后再审视这一战略，确实是非常成功，全国GDP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堪称经济奇迹。但在区域之间均衡发展方面，却与当初设想通过沿海地区发展来带动中西部地区梯次发展的所谓“雁行发展模式”或“梯度发展模式”还是相距甚远，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为此，政府为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作了不懈努力。比如，在1999年就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了十大优惠政策，确实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国务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即便在东部沿海地区，政府同样对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推出了发展促进政策，如对环渤海地区和海峡西岸的发展同样赋予了优惠政策。局部性的区域鼓励扶持政策几乎变成了“普惠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19个区域振兴规划，大家对政策效应的预期也在递减。

（二）产业转移由东向西可否持续

中国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那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成功密切相关，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奇迹。

整个1980年代，中国先后设立了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旨在引进外资，以解决中国发展制造业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学习先进的管理技能。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优秀人才和低廉的劳动力纷纷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苏州-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发展带。然而近段时间，由于加入WTO享受的制度红利逐步消退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受出口不振的拖累，加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加大了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增长极中心城市的投资和经营成本。

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合乎逻辑的必然之举，如广东省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构想。但产业如何升级，又如何转移出去，却是经济学逻辑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所谓双转移，是广东省政府提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统称。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但这一政府一厢情愿的省内产业转移是否能顺利推进，很值得怀疑。

一是产业转移能否抵消运输成本的增加，是否会失去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的扩散效应？如东莞原先的产业配套和集聚效应已经成为世界楷模，如果实施产业转移会否弄巧成拙。

二是产业升级是否具备人才和研发优势？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技术人员总量是珠江三角洲的两倍多，而在2011年，广东省用于研发支出只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5%。同期上海为2.9%，全国平均水平为1.9%。

三是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GDP第一大省，就是靠发展低附加值产业，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大国，也是靠发展低端制造业。这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也是当地政府少干预市场的明智之举。

从目前广东来看，“腾笼换鸟”已经有了更多的替代词，如“扩笼壮鸟”、“改笼育鸟”，双转移也变成了“就地升级、就近转移”，说明市场的力量还是要强于政府的计划。

从“二战”后的全球产业分工变化特征看，确实存在制造业由欧美向日本，由日本向四小龙，再由四小龙向中国东部沿海转移的过程，但下一步是否存在向内陆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必然逻辑呢？

据香港工业总会的一项调查表明，90%的受访企业不愿离开珠三角地区，他们认为产业转移后的最大问题是运输成本的上升，其次是技术工人的短缺，第三是内地缺乏如珠三角那样的完整产业配套。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特征看，基本上都是沿着海岸线转移的，因为海运成本是最低的。

目前全球四大制造业大国中，德国有1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而日本和韩国本身就是岛国，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

所以，全球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与地理环境还是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我们在筹划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沿长江向内地转移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注意到越南、印尼等国家更具有成本优势呢？目前的现实是，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自身还不愿意放弃低端产业，甚至还不愿意在省内进行产业转移，其本质还是各生产要素的综合成本问题。

（三）中西部地区是否具有产业转移的承接力

均衡发展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包括地区间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等。事实上，2000年以后，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37%提高到了19.58%，中部从14.86%提高到17.14%，东部地区从54.9%降至51.9%。

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比增长，总体竟然是不升反降。如从1993-2010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49.53%上升至53.1%，而西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却均有所下降。同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绝对额看，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拿居民储蓄这个比较真实的数据变化为例，从2005年底到2010年底，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0.77倍，而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倍左右，但绝对差距却从原先的三地区储蓄余额合计低于东部1.6万亿元，扩大到了2.8万亿元。

因此，从19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区域振兴政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东北振兴或中部崛起，政府的投入和银行部门的信贷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投资效益却令人忧虑，投资报酬率在逐年递减。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的。

如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

因此，大城市的积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深圳的出口额超过整个印度。东莞更成为全球规模经济中的神话：磁头和电脑机箱占全球的40%，覆铜板和驱动器占全球30%，IBM、康柏、惠普、贝尔等电脑公司都把东莞作为重要零部件采购基地。中国服装的1/5出自东莞，而羊毛衫年产2亿件以上，东莞还是中国家具的最大出口基地。所以，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以上这些数据和事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发展中西部地区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