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6）

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另一结果体现在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出现上升，降低了它们在未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余额要超过东部地区，但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且财政预算要靠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以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支总额为100为例，则中、西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为此，需要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如201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4.1万亿元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

但作为财政收入贡献第一大省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20名之后，仅为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的支出是170亿元。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投资规模和转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投资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投资低效益甚至亏损，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都是亏损的，高速公路的亏损率估计也超过50%，其中80%的资金靠银行。这样的高投资、高负债、高亏损率、高转移支付的游戏可持续到哪一年，会否最终拖垮东部？

（四）能否形成规模经济的评判：城市竞争力和投入产出比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但究竟哪些城市最终会成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们可以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国社科院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从2009、2010两年的综合竞争力(增长、规模、效率、效益、结构、质量)来看，前十大城市中除了香港、台北和中部的长沙之外，其余的都是东部沿海城市，如珠三角的深圳、广州，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和京津地区的北京、天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珠三角地区，因其一些分项竞争力排序中领先的城市非常多，如东莞、深圳、广州和珠海均进入对外开放竞争力前十，而东莞和佛山则在经济效率竞争力方面进入全国各大城市十强。而作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山东，也有不少城市进入分项竞争力指标的十强，如青岛、烟台、威海等。

相比之下，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入榜比例非常低，除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包头等属于资源型的城市，或重庆、成都、合肥等中心城市入单项指标前十外，其余城市大多排名靠后。

尽管这些年来关于区域崛起的概念越来越多，如环北部湾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但如果这些区域内的城市缺乏竞争力，那么何来资本流入和产业转移呢？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比是在不断下降的，但下降最快、投入产出比最小的是东北部，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让西部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下降，从1单位投资所创造的GDP2.99下降至2010年的1.57，而东北地区2010年为1.22。

在中国长期推行的城镇化战略下，中小城市数量增长过快，而大城市人口集聚度不足。如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占比过少，其人口只占所有城市人口的47%，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73%。中国的大城市化率不仅远低于四小龙，还低于印度、印尼等欠发达国家。

再看2010年各省的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无一例外的都是东部沿海带，其中上海以3.36的高产出遥遥领先。

此外，投入产出比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达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指标，如单纯从各个省份GDP的增长率的排序看，发现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是比较领先的，但内蒙古主要靠矿产资源的开发来拉动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而且，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些省份几乎都排在末位，如内蒙古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只有1：1.31，宁夏则更低，只有1:1.17。

环渤海区域中天津的GDP增速前三年都排在东部地区的前列，但是投入产出比却不高，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天津的良好地理环境和日益提升的城市竞争力都有利于与北京等一批城市一起成为环渤海地区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或许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新增长极，缺憾之处是辽宁和河北的竞争力相对较弱。

而更值得看好的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如河源、惠州、清远等城市的崛起，使得珠三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地位更加巩固，而安徽的合肥和芜湖如果也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产业，则会使得长三角经济的辐射性进一步提高。

正如香港、台北、高雄等1970年代崛起的城市至今仍保持强盛的竞争力一样，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但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还是远低于全球水平，未来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这些城市的规模应该更大，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将更集中。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全球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主要靠东部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大量的移民（至2011年底，中国有2.53亿的农民外出或就近打工）。尽管这几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但可否持续下去呢？无论是投资回报率、规模经济要求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都难支撑中国地区的长期高增长，故下一个能持续发展的区域还是在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应该在几个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区域内开展（主要集中在东部）。

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崛起的区域总是集中在极小的地理范围内，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5.4%，中部地区占17.6%，西部地区占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过去10年来，广东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省，这就是移民流入的结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

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我们借鉴，如德国汉堡的人均GDP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而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几乎无差异，这意味着相对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从资产要素流动的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源的主导流向与产业资本主导流向正好相反，人口向东、资本向西，这是否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错配呢？发展战略制订上应该透过现象看实质，遵循市场化原则，顺势而为。期望国内所有落后地区的经济都能崛起是不现实的，但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这主要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

此外，对于哪一个区域是否将崛起或持续发展，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不容忽视，但也需要做客观评估，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鹤立鸡群的，还是由市场选择的。比如温州并没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而它却成为全国的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温州的每天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些都说明市场的诚信环境、私人资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战略规划更有力量。

（作者系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2012年5月8日以海通证券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发布，感谢高远和周霞两位博士所做的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