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晶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改革（2）

承包制将会激化农业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之间的矛盾。承包制将土地按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而耕地更是有减少的趋势，但农村劳动力却是不断增加的，这就是说，长期实行承包制的结果，将是农村劳动力能够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按照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一个农村劳动力至少能够耕种18亩土地，我国现有耕地面积约18.27亿亩，仅需1亿多农村劳动力便可实现耕种，而我国现有农业人口多达8亿，即使除去4亿的老幼病弱，也还有3亿劳动力已经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未来20年到50年，人口学家预计我国的人口数将增长3亿，这使得承包制的土地分配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承包制将土地发包给一家一户分块经营，这首先不利于大型机械化作业。而对于收入较低的小农户而言，大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状态，很少投资做扩大性经营。但当今社会，仅就国内而言，科技能力和设备制造能力完全能满足农业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性经营的需求。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国际引进因素，中国的生产力与承包制施行初期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完全有能力改变当今的农业生产现状，但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却无法与之相适应，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土地权利的主体不清晰，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农村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是集体，由集体经济组织代行所有者的权利，但这个集体经济组织从概念到形式都是很模糊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为其界定内涵和外延。理论上讲，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是其组织成员之间在财产上存在共有关系的经济实体，通常是股份制的一种形式。但现实中的集体经济组织通常是指村委会，而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多表现为行政上的隶属管理关系，而不是财产共有关系，更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股份制经济体。很多村委会为了开展多种经营活动，也会按《公司法》的程序，到工商局申领一张企业营业执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质却不然。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村民组织法》加以调整，但企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村委会把农业生产中取得资金积累投入到村委会注册的企业，但企业用这笔资金从事什么经营，经营是否能带来利润，利润是否能再运转回来用于扩大土地经营就非常不确定了。可以说，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所谓的土地所有权人除了发包土地，使农村劳动力的生存得以有所依赖外，对农村土地经营再无其他的贡献。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去经营管理才能得以合理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但依承包制的模式，土地只能是农民的生存依赖，无法进入市场进行经营和流转。

长期以来，我们把农村土地承包制当作劳动力的“蓄水池”，但这个“蓄水池”的堤坝是由土地面积筑成的，是有限的，而农村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却是个不断增加的变量，如果不在制度上加以改革，后果将不堪设想。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人类必然依附于土地，但依附的程度和形式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密切相关。人类社会之初，或逐水草而居，或以渔猎为生;奴隶社会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利用土地，但依附程度依然比较低;封建社会时期，人对于土地的主动依附性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强烈，统治者更是利用这种依附关系，通过调整土地分配和税收制度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疆土。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地的依附模式，“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对封建小农经济的最大冲击，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无产者，成为城市里的雇佣工人，社会矛盾从原来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转变为以资本占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在这一转变中飞速进步，经济、科技、交通、信息的发展均超出想象，但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卡夫丁峡谷”。中国在经济建设中走的是农村、城市二元制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制度在某一阶段可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城乡差异的增大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必然要求打破这一模式，因此，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带有全局意义的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至少要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国家资金及现代化工具、科技调配运用到农村的经济生产中，对农业实现资本和科技改造;二是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土地产权确认、社会保障及再就业问题。在这个全局性的制度安排中，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一步，是打破现有小农生产方式的转折点。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构想

中国现阶段，从产值比例上说是以工业为主，但从人口结构上看，却仍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经济形态和思想观念等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有突破性又要有承接性，应以尽量保护农民既得利益为基础，明确土地的产权关系，完善现有的农村组织机构，调整其管理功能，兼顾农村地域性经济差别，配合经济发展全局，实现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