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讲好自己的人生故事（2）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选择——这些选择是他自由做出的吗？对这个问题，哲学家们至少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人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由意志，在同一个时刻，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人常常既可以选择做A，也可以选择做B。但哲学史上的另外一派则认为，人们的选择看上去是自由的，但其实都是被决定的，是被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教养等等所决定的，甚至是被进行选择的那个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状态所决定的。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争。

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孰是孰非，人生根本上到底是被决定的，还是可抉择的，我这里无法介绍哲学家们以及有浓厚哲学兴趣的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但在我看来，哪怕神经科学家给出决定性论据说“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幻觉”，我也还是可以坚持以下观点的：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认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许多行为负道德责任甚至法律责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许多行为是我们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随心所欲，但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可能性空间当中进行选择。比方说，本科毕业时我们固然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我们毕竟可以选择是直接工作还是考研攻博，是叩门清华，还是投身交大，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去国外探索。

对我的这个观点，神经科学家或许能用我的脑神经构造之类的因素来加以说明，但关于某个论点之主张的“说明”不等于对于所主张之观点的“论辩”（论证或驳斥），因为对一论点之主张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我们可以设法说明它的原因，但所主张之观点则属于观念世界，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有没有理由、有什么理由，而不是有什么原因。在我看来，在道德理论当中，一个观点的理由不能只是普通常识，但也不能离普通常识太远。我们的正常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可以说都以行为责任和意志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前提，理论家的任务是用概念和理论来说明这种关系，而不是干脆就否认这种关系。

行为责任与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还可以用挪威杀手布雷维克作为例子来说明。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在首都奥斯陆和附近的于特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爆炸和枪击恐怖事件，造成77人死亡。对于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它的行动主体当然要承担责任——前提是，如果这个行动主体是一个心智正常、因此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的话。但恰恰是这个前提，受到了去年11月29日由法院指定的两名精神病学家提交的精神鉴定报告的质疑，这份报告称，布雷维克作案时处于精神错乱状态，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今年1月4日，挪威媒体披露，由三名心理学专家及一名精神病专家组成的团队公布了对布雷维克的诊断报告，认为此人并未患上精神病，无需接受相关治疗，可以在监狱中服刑。对这两份相互矛盾的精神鉴定报告，布雷维克在今年4月出庭时的反应，倒很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据报道他在法庭上特别反感把他说成是精神病人，说“报告里描述的那个人并非我本人，诊断中的任何一条我都不同意……而对于像我这样的政治活动家，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精神病院里了却此生，而我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风险，这将使我所坚持的东西毁灭殆尽。”

人生之“点”的意义：“以昔解今”还是“由今视昔”？

乔布斯所要连接起来的那些点，既包括经过我们选择而得到的人生经历，也包括完全在我们控制之外出现的人生经历。经过“连点成线”之后，这些人生经历都会带上独特的意义。

那么这种“连点成线”，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偶然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连点成线”，一个先前的事件会在后来具有原先所不具有的意义。但乔布斯讲的“连点成线”还有更多的含义。在塞翁失马的故事中，不仅点的出现，而且点的连接，与人的努力都毫无关系。其中说明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当然是有智慧的，能提醒我们单个人生事件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人生过程中的位置，但是，乔布斯显然并不要我们坐等命运之船把我们载到随便哪一个地方。

德国有位哲学家，叫尤根·哈贝马斯，他今年83岁，大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他的理论工作的核心概念是“交往理性”，主张把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讲理活动即交往活动或沟通活动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很复杂，这里没有办法展开，我想提一下的是他在2004年11月11日在日本京都的一次讲演，他讲述了自己的幼时经历与其理论工作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天生患有腭裂，一生下来就动了手术，长大后作为著名学者他竭力主张人类之间的理性交往，并且经常在世界各地讲演，但他的发音常常令人费解，交往因此有特殊困难。但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在京都讲演的时候，恰恰把他幼小时候的困难经历，他自小就有的生理缺陷，看成了他对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之毕生研究的重要节点。哈贝马斯说他当然不记得第一次做腭裂缝合手术的情况，但五岁时的第二次手术，他记得很清楚，而这使他对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对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人类心智的主体间结构，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促使他关注洪堡、皮尔斯、米德、卡西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对语言和交往有精妙研究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成年以后的学者生涯和学术成就，成功地使他自己的幼年不幸和终身疾痛具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由生理疾痛这样的“自然错误”而画错的点，而且由失足行为这样的“人为错误”而画错的点，也可能因为“连点成线”的努力而改变意义。《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偷过东西，但在作家的笔下，冉阿让的偷窃成为一个感人而丰满的正面形象的一段必要经历。人生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校正液，但怎么认识过去的错误，怎么做出今后的选择，会给人生故事的已经发生的每个情节赋予大不一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