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讲好自己的人生故事（3）

人生过程中的“今”“昔”关系，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文学科的典型方法是诠释（interpretation），自然科学的典型方法是说明（explanation），两者都涉及今昔关系或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相比之下，在自然科学的说明中，常常是“以昔解今”，即过去（原因）决定现在（结果），而在人文学科的诠释中，常常是“由今视昔”，即现在（语境）决定过去（意义）。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后来的“故事情节”来调整和理解过去的“故事情节”的意义。

“我们要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故事的最重要听众是我们的孩子。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好的办法是问他，你愿意你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

人生之“点”的连接：哪里是讲好人生故事的最佳位置？

严格说来，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写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只有当我们走完或即将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才有结论。孔夫子（前551-前479）活了72岁，当他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已经年过七十。瞿秋白（1899-1935）活了36岁，他在写《多余的话》的时候，在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时候，离牺牲只有几天。维特根斯坦（1889-1951）活了62岁，他在病床上对身边朋友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孔夫子是古代贤哲，瞿秋白是中共先烈，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的哲学大师，他们之间当然有许多区别，但他们都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对于中年人来说，讲述人生故事的最好位置，是设想自己老之将至，设想在那样的时刻，自己能否心安理得，或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的那样，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自己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奥古斯丁（354-430）40多岁写《忏悔录》的时候，卢梭（1712-1778）50多岁写《忏悔录》的时候，大概就处在这样的位置。实际上，乔布斯于知天命之年在斯坦福讲演的时候，虽然他强调“要连点成线你是不能朝前看的；你只能在回头看的时候才能连点成线”，他其实也是非常重视从未来的角度，从一个虚拟未来的角度来“连点成线”的。乔布斯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他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的话，我还会去做我正要去做的事情吗？”他说一旦他发现连着许多天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他就意识到，他得做一些变化了。

凡人终有一死，乔布斯非但没有用这个事实来贬低人生价值，反而以此来衬托人生轨迹当中，哪些点是最值得珍视的。对乔布斯的这个观点，我想做一些发挥：除了实际地或想像地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终点出发来“连点成线”以外，我们还可以把以下三个位置作为“连点成线”的出发点：

第一个位置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说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故事的最重要听众是我们的孩子。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最好的办法是问他，你愿意你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例子：哪怕是一个十足的坏蛋，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过体面生活。电影《天下无贼》中女窃贼王丽告诉她的同伙男友王薄她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农村娃子傻根，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偷钱，是“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

第二个位置是未来的历史。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对过去“连点成线”、讲述故事，未来的人们也会从他们那时的角度出发，来对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的人们的行为“连点成线”——如果我们今天就能想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不仅对过去，而且对今天，也有更好的认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一面说，“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一面还表白着，“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刘少奇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在“文革”初期失去自由前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对问心无愧的人来说，想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会是一种安慰；对有过错甚至造罪孽的人来说，历史则将是一种惩戒，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慎乎历史乃后人所书”！

第三个位置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孩子”是在个体的层面上对当下之我的超越，“未来的历史”是在集体的层面上对当下之我的超越，这两种超越都处于时间之中，都体现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道理。相比之下，“我们的理想”则是在理念世界而非经验世界、在形上层面而非形下层面，对当下之我的超越。站在理想世界的角度来对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行为进行“连点成线”，会使我们对自己的成就、不足和努力方向有格外清晰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篇末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在这里既表白他对孔夫子“心向往之”，也承认这位“至圣”的境界他是“不能至”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没有从这个理想的“不能至”而得出这个理想的“不可有”的结论，相反他强调，对这个“不能至”的理想，他是“心向往之”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心向往之”的对象作为一个理想，是远在一个超越世界的，但“向往”之此“心”、此心之“向往”，却是就存在于司马迁身上、发生在经验世界之中的。重要的是，对这个“不可至”的超越性理想的“心向往之”，虽然没有使司马迁成为孔夫子，但是使他成了司马迁，成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位千古“史圣”，那位含垢忍辱、究际通变、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

一个超越的理想能起到如此实在的作用，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乌有之乡，海市蜃楼。相反，美好的人生理想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人生故事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