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增长的潜力

2012年02月17日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动荡不是“二次危机”，亦非“二次探底”。发达国家的经济将经历几年低迷期。

中国经济处于平稳“软着陆”过程中，是经济周期中正常调整的一部分。调整过程中会有部分企业、行业感受到冲击，中小企业首当其冲。中小企业要积极面对，不要轻易转换行业，转型升级才是硬道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樊纲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经济肯定存在长期增长的潜力。

记者：欧债危机的蔓延让大家对国际经济形势普遍感到悲观，您如何看待？世界经济会不会出现“二次探底”？

樊纲：现在发生的不是第二次危机，而是进入一次危机的不同阶段。我个人认为世界经济不会有“二次探底”，“二次探底”指的是深度衰退，衰退的含义是负增长。欧洲国家公共部门的债务所产生的冲击是有限的，跟私人投资产生的泡沫是不能相比的。

“欧猪五国”的债务只占欧洲GDP的23%，是透明且有限的，公共债务也没有衍生工具。因此欧洲不会出现负增长，但会出现长期经济低迷。低迷是指增长速度低于正常增长速度或潜在增长率，欧洲的潜在增长率是2%～3%。世界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有10年左右的低迷期，欧洲有15年的低迷期。我个人认为美国至少有3年、欧洲有5年的低迷期。

记者：当前全球经济状况对我国经济形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樊纲：首先对外贸有一些不利影响，但不会像2009年那样出现大幅下降。其次是对资本账户的影响，外资回流，因而我国的外汇储备有所减少，人民币有所贬值，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由于2012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减小，因此对2012年的外贸出口有积极意义。

另外，由于资金回流，美元最近比较坚挺，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不会一直坚挺。资本流入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会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综合看来，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单纯影响对外贸易。

记者：具体来讲，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如何？

樊纲：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原因是我国比较早地进行了调控。我国在2010年上半年开始对房地产进行有效调控，2010年中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回收货币，所以高增长的势头就比较早地得到控制，整个宏观经济开始掉头，并且是比较平缓地掉头，这是典型的“软着陆”曲线。

房地产业将会“软着陆”。虽然若干个大城市出现了较大的房地产泡沫，需要适度调整，但由于2010年4月就开始调控，就全国而言，抑制了泡沫的进一步做强做大，没有使泡沫扩散到全国二三线城市。

目前大城市房地产销售量虽降了30%～50%，但全国销售量增加了10%，说明二三四线城市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大城市的价格可能会降得多，但全国的价格不会有大的变动，这就是典型的“软着陆”。

“软着陆”也是着陆，也是增长速度的下降。资金收紧，企业的财务成本大幅提高。我认为这个时候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对中小企业做一些特殊安排，防止中小企业过度调整。

我估计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速要降到8%左右，通货膨胀在4%左右。经过这次调控，以后几年中国的宏观政策不会因为欧美的债务危机发生大的变动，经济的增长速度会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记者：中国经济有无长期增长的潜力？

樊纲：从理论、从要素分析看，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高增长，仍然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对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目前令人关注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还有没有潜力可挖？我个人认为改革还大有潜力，各领域的改革都是释放潜力的过程。

第二是开放是否会有新的贡献？由于外资所占投资的总比重是下降的，因而虽然其影响是正向的，但投资增速是下降的。真正重要的是外资的外溢效应，它所带来的是知识、经验、管理、技术，特别是在金融上的积极影响。

第三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有多快？企业“走出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通过兼并重组可以提升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企业在学会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虽然对GDP的增长贡献有限，但对国家的GNP和国民知识的增长有显著积极意义。而且，“走出去”对于科技创新的意义也很大。

第四是劳动力的优势因素还有没有？不可否认，过去30年中国利用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由于沿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带动了内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觉得中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及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工进城后呆不下去，只能从城市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中退出去。

记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樊纲：第一，要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呆在城市不回去，劳动力就不会短缺。第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再加上政策的支持，接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在中部地区寻找劳动力。沿海地区的农民早就转移了，新转移的农民工大都来自内陆地区。中国的地区差距巨大，过去30年中国经济靠着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将更多地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中国能否高增长取决于以下几点：一是体制改革。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包括产业向内陆转移。三是长期保持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不仅要促进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还要促进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一起发展，才能解决八亿人的就业问题。

发展中国家70%～80%的人需要的不是高端产品，而是中低端产品，不要放弃已经形成竞争力的产业。四是做好宏观调控，保证经济不出大的泡沫。五是重视社会改革和调整。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2006~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