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井君：未来中国文化剪影（3）

自由和自然在人类价值体系中都应该是最高的目的性价值，但是在现实社会历史中却常常出现工具化的现象，也就是价值异化。特别是在对待自然价值上，西方社会从主体自由出发看待自然，其目的是认识、征服和改造自然，把自然对象化、资源化、甚至工具化，以此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和无限膨胀、异化泛滥的生命欲望。这个价值体系蕴含的矛盾和冲突终于在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尖锐化：社会冲突、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接踵而至。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很多思想家日益反思西方价值自身弊端，提出了注重自然价值、甚至以自然为价值主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自然主义”、“生态主义”等等。当前，自然价值核心地位的回归已经成了西方甚至全世界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其实，从社会价值论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办法把上帝请出来说话并做主，那么把自然拥立为取代人类、高于人类的价值主体，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价值主体的置换，而在于让错位异化的自然价值回归到最高的目的性价值。

毫无疑问，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自由价值，却高扬了自然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深埋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精神冲动，却找不到系统的自由理论，更找不到以自由为价值核心建构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即便像庄子、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所营造的心灵自由的精神想象，也只是寥若晨星地闪烁在历史的迷雾里。近代以来，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先进的价值理念，高扬了自由这个虽然在西方发扬光大、却同样根植于中国人人性深处的基本价值，掀起了文化启蒙运动。自由是启蒙的主旨与核心。自由是飞女神(freedom)，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灵魂和母体。没有飞女神，就不可能产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在那个时代，自由成了革命者向专制政府争取权利、反抗压迫的一面最鲜亮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作为社会生活的原则开始贯穿到一些领域，婚姻自由、爱情自由、言论自由等不同程度地得到各方面的认同，但是自由作为一个核心值却没有赢得应有的地位，甚至一度成了贬义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的扩大和改革的推进，自由价值的境遇有了很大改观，但其核心价值地位似乎还不是那么旗帜鲜明，那么理直气壮，很多人还把她作为西方价值的专利，与自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同起来加以排斥和批判。

与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自然作为基本价值，赋予崇高的地位。自然既没有取代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也没有与人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人和自然是一个融通的有机整体。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放大了的人，人是浓缩了的自然，是自然的精华。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是情感化的自然，是伦理化的自然，是艺术化的自然，是精神化的自然，是人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延伸和扩展，自然与人相通、相融，甚至同构。尊重自然，与自然融合，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沉浸自然而享受人生的自由与快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指向。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渗透到哲学、文学、书画、政治、宗教、医学等社会各个领域。中国人把自然精神化、理想化、生命化，也把人的一切都自然化。在中国古人那里，自然不是人征服、改造、功利化地开掘的对象，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的精灵，人和自然相融相通，人的最大快乐是自由融洽地存在于人性化、富于人情味的自然之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价值主流，而荀子和刘禹锡那种主张征服自然的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还把对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追求与对自然的向往、融入幻化在一起。现实社会的压抑和不自由，驱使中国文人在自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并在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消解了孤独和落寞。通过这个独特的文化价值建构路径，他们逐渐铸造了传统文化体系顶层的人生观、幸福观、生死观和信仰观。这一点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儒学，到魏晋玄学，到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一脉相承，以至外来的佛教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也围绕这一价值主线展开。到了现代，冯友兰先生把“天人境界”概括为中国哲学的最高人生境界，钱穆晚年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概括为“天人合一”。如同西方文化不但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目标而且作为价值行动准则一样，中国人也把自然作为规范和处事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概念可引申为自然而然，意味着事物依照自身的本性和天性自然演化。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比照自然结构和运行规律展开丰富的社会想象和人生想象，建构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人生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现实的社会制度和生存模式。他们崇尚整体、秩序、和谐、等级、尊卑、服从、礼让等价值观念，从来不可能想到要按照自由的原则去建立和改造社会制度。每一次改朝换代只是生存竞争带来的因循旧制的政权更迭，而不是基于自由追求的制度创新。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崇尚“自然而然”，主张忍让、中庸、顺其自然，甚至听天由命。当生命自由受到压抑时，只要还能生存，他们多半不会选择“不自由，毋宁死”式的抗争，而是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提高生存技巧。在现实没有出路时，中国文人则向往和选择“乘桴浮于海”、“避居桃花源”。陶渊明、林和靖、八大山人这样的人物居于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顶层，为历代文人所追捧，便不奇怪。西方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是自由个性潜能全面发展的人，中国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是“天人合一”、“天人境界”中的人，这是中西文化价值体系的一个根本分野。仔细凝视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和西方人物风景画，这种印象和感觉便一目了然。

自然价值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领域甚至具有宗教信仰意义。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却能维持整个思想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的自然价值观。在民众阶层，人们的信仰是鬼神、祖宗和自然崇拜物的混合体。在宗教领域，本土的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其神团系统也十分混乱，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多半是功利和迷信的混合物。宗教没有支撑起中国文化的信仰体系。支撑中国人信仰体系的是自然价值，人们把信仰安置在自然上，而不是安置在上帝和神那里。道家的“道”和儒家的“天”都不具有西方宗教中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格神的特征。中国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体系，却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同样能支撑中国人把有限的个人和一个伟大、永恒、高尚的存在连接并融和起来，从而实现心灵的最大满足。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⑤中国人的这个自然信仰体系不但独特，而且具有未来和世界意义。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作为生活体系的上帝和文化体系的上帝仍然牢牢地存在和延续着，但作为信仰体系的上帝却日渐动摇。这一点在汤因比、罗素和爱因斯坦这些大思想家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趋向倒是与中国的自然价值信仰体系有妙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