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文化人

胡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艾青

1931年底的一天，留学法国的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国醉汉走过来朝他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这句话像一记耳光一样打在了艾青的脸上。他立即收拾行囊，束装归国，画画、写诗，做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陈三立

得知好朋友郑孝胥追随末代皇帝溥仪投靠日本人，当上了伪满洲国“总理”，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割袍断义。

蒋百里

1937年，军事家蒋百里（歌唱家蒋英的父亲，钱学森的岳父）的军事著作《国防论》出版，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他在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陈嘉庚

1938年10月，著名侨领陈嘉庚给国民参政会发来掷地有声的11字提案：“敌未退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出版家、文化名人邹韬奋（邹家华之父）赞这11字“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林语堂

卢沟桥事变后，林语堂写道：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

冯友兰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南迁，在昆明合办西南联合大学，弦歌不歇，书声琅琅，更有莘莘学子投笔从戎，走上抗战前线。抗战胜利，三校复员，分别在校园竖立起西南联大纪念碑。冯友兰撰写的碑文开篇写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70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觉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