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飞：公众“老不信”的心态分析（2）

第六种，从众心理。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人的随大流心态。有观点认为，我国公众中之所以一些人轻易相信并传播谣言，是因为我国教育中缺乏对受教育者的说理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采取灌输模式，不是鼓励受教育者独立思考，而是要求受教育者死记硬背知识点，因而许多人养成了盲目接受他人观点的思维习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笔者对此颇为赞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一个突出心理特征就是从众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矛盾频发，在各种矛盾发生的现场，都会出现一些不相信政府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对于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是一个“众”，往往不管是非曲直，先附和上再说。

第七种，逆反心理。对全能政府的一种抗拒心理。由于我们的政府是一种“全能政府”，管得多、管得宽，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对政府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说什么，我就不信什么。这种情况在网络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而网络上的所谓“网民”，主要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人还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正是他们正常的心理状态。他们在网络上表达对政府言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身心成长状况的影响。

“老不信”的对策建议

“老不信”的七种心态，总起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公众中许多人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所谓情绪性反应，就是由外在刺激引发的非理性的反应。第二，这种情绪性反应具有很强的偶发性，且不是持续性的。第三，这种情绪性反应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很容易形成难以预料的双向伤害。总体而言，这样的心态是负面的，应当通过政府、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努力，来消解、理顺、转化这种负面情绪，努力帮助人们构建和谐身心，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一定要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照顾各方面社会成员的感受和心理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公众的思想认识、情绪反应，虽然跟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关，但主要是由人们生存其中的社会制度决定的。人们的负面情绪增多，首先是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秩序发生病变的反映。如果社会制度能够让大多数人受益，如果政府弘扬公平正义有明显成效，就不可能出现较多公众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情况。所以，一旦有公众表达了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意见，政府就应该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自己的工作出问题了。就应当立刻深刻检讨自己，查找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并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二，对公众的情绪性反应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如临大敌、反应过度。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过列宁的一段话：列宁强调，在无产阶级“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中，“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群众的情绪是一种要求改造社会的自发性，它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但也往往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善于引导这种自发性，使之转化为自觉性，它就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否则就有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带来破坏。邓小平说：“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显然，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是富于远见卓识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能否把公众的情绪加以理顺，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正面力量，不仅是对执政者的考验，也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应当把公众的情绪性反应过度解读为“敌对势力”，也不应当把这些公众的态度一概斥之为“不明真相”。按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一书的看法，人们的情绪、认识会随着各种现实的变化发生尖锐对立的改变，但人们不必对这种变化过度在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是十分正常的，人们对此应当从容自信，宽待包容。

第三，努力建立一种引导人们释放和排解情绪的通道，给予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们更多人文关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而只会让人释放和排解不良情绪，交流思想，明辨是非。对于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人们，政府除了要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予身心关怀和抚慰。政府应当鼓励公众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去关心、关怀弱势群体和各种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他们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让“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体现和落实到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带领公众建立和巩固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制度，公众怎么会不信任、不相信政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