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锐：温情脉脉的代际剥削何以可能？（3）

很多父母都意识到，养儿子比养女儿的负担要大得多，且老来儿子是否会赡养自己不一定，但他们还是有强烈的生儿冲动，并愿意为儿子结婚买房拿出多年积蓄甚至搭上后半辈的福祉，D村父母不计成本的为儿奉献主要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贺雪峰认为，人的社会行为背后有价值或意义结构的支撑，他将农民的价值分为三种类型：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基础性价值，其中本体性价值是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是回答个体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意义的价值，它指涉根本关怀和人生意义⑧。正是本体性价值的存在，使得缺乏超越性信仰的中国农民有了人生追求的方向，它是农民为人处事的最大规则，支配着农民坚忍不拔的生活实践。养育儿子虽然减少物质生活享受，但它的精神意义却在于延续香火、传宗接代。通过养育儿子及为儿子娶媳妇，能将有限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限绵延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D村，如果没有生育儿子，如果没有完成人生任务，父辈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父母不顾一切的付出时很少有考虑过儿子的回报，子女好就是自己好，付出的过程即是本体性价值自我实现的过程。我们从农民的话语中可以很好地理解这种文化观念：“老人都不求回报，中国人都这个思想”，“不顾小孩，只顾自己的人叫‘不成事’，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蔑视”，“即使累得没人形，但是为儿子办了很多事，人们也认为这个人还可以”，“这是我们老一代的思想，我们自己受苦、受累，为子女多做贡献”，“我们都是为了下一代，不会想自己。即使知道是个坑，还要往里跳，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跳不出那个封建思想”。  

当地有清明节上坟的习俗，上坟除开上香、烧纸、放鞭炮外，还要给祖先添坟头。给祖先添坟头表示有后来人，所谓“有后人添新土，无后人长草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自家祖先的坟头没有添新土，只任坟头长草的话，不仅别人会嘲笑会议论，自己也会觉得伤心痛苦，愧对祖先。我们发现有的村民没有儿子或者没为儿子娶上媳妇，他们在上坟时小心翼翼，不敢和大家一起走，甚至在坟头痛哭，整个人在清明节期间怏怏的，像掉了魂儿一样。  

传宗接代赋予个体以根本的人生价值，也使父代全力以赴的为子代幸福付出：父母把全部积蓄拿出来为儿子结婚，甚至为此向亲朋好友借钱；新房的房产证上写儿子的名字；儿子结婚的债务由父母偿还；帮忙儿子种田，收益归儿子；帮忙带孙子孙女，照顾他们上学；等到孙子长大，自己的子女已四五十岁，生活压力很大，六七十岁的父母活到老干到老，尽量不给儿子添负担……从为儿子娶媳妇开始，父代开始承受生活艰辛，直至不动动弹为止，他们为子女生活甘愿牺牲，只为完成血脉延续的神圣任务。  

2.社会基础  

除开内在的文化惯习影响，外在的村庄舆论也约束着父辈。如果谁家的儿子没娶到媳妇，父母会感觉没有面子，在村庄生活中低人一等，聊天时不敢高谈阔论，集体做事时谨小慎微。村庄中的不好舆论一般指向父母，说父母没本事，没出息等，甚至会说这家“断子绝孙”。内在人生意义和外在村庄舆论的结合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流淌进每位村民的道德血液里，氤氲在村庄的每个角落中，在这种村庄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父母自觉掌握地方性知识。如果儿子没结婚，他们首先检讨自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而不会指责儿子的不是，即使儿子有性格缺或生理毛病。强大的村庄舆论迫使父母将为儿子结婚当作本能去实践，即使知道儿子娶了媳妇忘了爹娘，养儿不一定防老，他们也要用尽一切资源关系为儿子谋幸福，否则，村里人会指着脊梁骨议论，做人没有尊严没有面子。

为儿子操心不仅有传统价值的支撑，更有面子竞争的激励。当地的面子竞争不仅表现在建房等物质实体上，更表现在为子代幸福的无私奉献上。对大多数人家来说，在老宅基地上翻修或建房未尝不可，与在镇上买房相比，在村里建房花费要少很多，村民完全可以把室内装修得富丽堂皇，为居住舒服和生活享受多投入，但D村人并不这样想。如果自己的子女不能如别人一样在镇上买房，就会丢面子，就会被儿子埋怨；如果为子女教育投入不多，落后于别人，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感觉内疚和羞愧；对于子女读大学的父母来说，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不仅来自儿子的成才，更来自于村人羡慕演化出的面子。有村民告诉我们说，“看到那些骨瘦如材的人，要么判断他有两三个儿子，要么是儿子考上大学”。尽管面容憔悴，生活艰辛，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很富足，走路都感觉踏实而有力。  

不仅父母在乎村庄中的面子，年轻人更在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和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经济标准逐渐取代原有的政治、伦理标准，成为决定个人和家庭面子的主导型标准。经济分化产生社会分层，对于年轻人来说，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比使用物质实体更有面子。尽管打工收入少，城市的繁华和富裕所传递出的品味还是为年轻人争相模仿，在村庄社会场域下，村民的面子竞争像马拉松长跑一样，有人在生活消费大方一些，大家就争相追逐，竞争资本不够，就通过代际伦理转移到上一辈身上，而为子代操心，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忙碌，又有老一辈的面子竞争在接应。于是乎，我们看到分家后父母不仅容忍子女的无限度索取，而且甘愿为他们付出。这种因经济压力增大、面子竞争激烈，子代生活负担较重的现实环境与“嵌入”在代际关系中的家庭经济结合，形成一种不利于父代的村庄舆论——儿子对父母的剥削行为非但不被认为不合理，反而在当地获得了正当性论证。在代际互动中，儿子不仅认为父母的付出理所当然，还会相互攀比，别人家有的父母没有给自己，就会抱怨，甚至指责父母没本事。父母将这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内化为自己的行动规范，如果没有做到像其他父母那样，没有让儿子过上幸福生活，父母就会自责和愧疚，就尽量不给儿子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