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历史定位（2）

终结并不意味着走回头路，而是要甩掉历史包袱，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通过不断探索，找到一条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终结是开始的前提。

首先是发展方式的终结——从以GDP为纲的单一发展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转变。

过去三十年形成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沿着旧的发展方式再继续走下去了。旧的发展方式是由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支撑的，是一种粗放的、外部性非常大的发展方式。我们这三十年实际上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我们在工业化起步的时候，也知道西方国家走了这样的一条路，我们本想避免，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做到，不由自主的还是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现在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迫使我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不得不加快转变。这不仅从国内看是如此，从全球看也是如此。13人口的大国进入到全球工业化的行列，挤上全球工业文明的列车，对全球工业化格局、资源和环境都带来了深刻影响。现在全球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危机。即使我们愿意走老路，国际社会恐怕也不会答应。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旧的发展方式肯定无法延续下去了。

旧的发展方式不仅仅是遇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还遇到了全球市场的约束。我国长期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也已经走不下去了。出口导向，靠外力支撑GDP增长，而内需不足，这样的发展方式很脆弱。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其脆弱性也随之扩大，即使没有外部的冲击，脆弱的经济迟早也会出问题，潜伏着经济危机。不仅如此，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利益矛盾冲突不断增多，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潜伏着社会危机。从整体来看，这意味着潜伏着国家危机。

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显然，这个转变，要在“十二五”的这五年中充分体现出来，也就是在“十二五”期间要终结这种旧的发展方式，终结以GDP为纲的单一发展，要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其次是改革方式的终结——从“问题导向”向“风险导向”的改革方式转变。

传统的改革方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要推动改革比过去要难得多。过去改革的共识是全面形成，改革的动力很强，那个时候改革相对容易。现在的改革有人说已经到了“深水区”，越来越难，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改革都很艰难。从这些年来看，我国改革整体进展不大，甚至还有停滞的现象，所以引起社会多方面的批评。那么传统的改革方式又是什么呢？也许大家可能想到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的特色。其实，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改革长期来是问题导向，而不是风险导向。问题导向，是问题推动改革。也是就说，有了问题摆在面上，甚至变得相当严重了，然后再去改革，想办法去解决。这是事后的方式，等到问题出来了再去解决实际上已经晚了，是被迫改革，也是被动改革。现在问题越来越多，采取这种问题导向的改革方式，有一事解决一事，已经行不通了。

怎么办？那就是要转变为一种新的改革方式——风险导向。风险是一种可能性，风险意味着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用风险思维，或者说用风险理性去感知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风险意识。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要出问题的地方，包括体制、机制和管理；经济、社会和政府，并对其进行改革。改革要具有前瞻性，而不是马后炮，等到问题成堆了再去改，这样改起来很难，成本也很大。在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仅仅是有个苗头时我们就去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显然成本小，而且可以系统设计，在总揽改革全局的条件下，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这是一种主动式的改革、前瞻式的改革。

当然，这也有难题，没有一个大的问题甚至危机摆在那，改革共识难以形成。也许有人要说，没有问题改什么革？从历史来看，有时候往往需要危机来推动改革，社会领域的一些改革尤其如此。例如，长期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是因为2003年出了“孙志刚事件”，在广州的收容站被人打死了，他的死亡直接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再像2003年“非典”，直接暴露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长期积累的问题，从此以后开始重视医药卫生领域的改革。这些都是等到出现严重问题，出现危机的时候才去改革。但此时已经造成了很多危害。所以，传统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甚至以危机为导向的改革方式已经不行了。

在全球化条件下，尤其是在网络相当发达的今天，进入了信息社会，面临的问题跟过去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它会被放大、叠加、链接和混淆（例子：郭美美事件、假的税务总局四十七号文件）。现在的信息社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问题很容易被扭曲放大。如果以扭曲的问题来推动改革往往也收不到好的效果，甚至得不到社会的拥护。特别是现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一些改革举措，老百姓都会表示质疑，哪怕政府的动机、出发点非常好，老百姓都要打问号，这样一来，改革很难推动，往往会导致问题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例如，针对政府提出要改善宏观调控这样过去很少被质疑的问题，网民也在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是在用行政权力干扰市场。社会对这种宏观调控不认可。政府对宏观调控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但是老百姓意识到了。老百姓认为是在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在寻租，是在限制老百姓自己去改善民生，认为市场就是最大的民生。这种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反映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社会对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再像以前那么认同了，甚至认为政府这种宏观调控是在帮倒忙。这就需要反思，宏观调控的问题出在哪？那就不能等到问题成堆了再去改革，更不能等惹出了大麻烦才去改革。

因此，改革的方式需要调整，改革的方式也需要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终结传统的改革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改革方式，这恰恰是“十二五”需要做的，是我们未来五年需要做的。“十二五”要终结旧的改革方式，逐渐形成新的改革方式。

再次是开放方式的终结——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的开放方式转变。

过去长期来，对外开放是数量导向，而不是质量导向。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从数量导向的开放方式转变为质量导向型的开放方式。长期来，我们对开放的理解较为简单，就是打开大门，把市场让出来，让外面的产品、资金也就是投资进来，再把产品卖出去，就算开放了。这种开放观，现在看起来确实存在问题，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一方面大肆引进外资，代价不菲，各级政府都以引进外资多少作为衡量开放的政绩，另一方面，我们把大量的钱很廉价地借给发达国家使用，从整体算账，我国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家，是付出的多而赚回来的少。发展中国家借钱给发达国家使用，这从经济学上是讲不通的。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说明我们这样的开放是没有质量的，至少是质量偏低。从国内区域来看，也有这样的表现。经常去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调研，发现欠发达地区当地的资金大量流出去了，但当地政府却在大力招商引资。一方面，本地的资金没有充分利用，闲置或流走了，另一方面，又花很大的力气、很高的代价到外地去引资，这也是一种怪现象。这种开放只是两眼看着外面，而没有看到这种开放方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样的开放方式，变成了为开放而开放，为了政绩而开放。如果开放不能提升我们的能力，而仅仅把外面的资金、资本、企业、更大的跨国公司引进来，那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质量的。在起步的时候，缺少资金，引进外资是必须的。在使用资金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引进一些企业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这样做，无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就一个地区而言，会陷入恶性循环：自身能力弱——借助外力发展——自身能力弱化——更加依赖外力。例如，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外资企业完成的，技术含量高的出口产品中多数也是外资企业生产的，给国家增加了GDP，但国家的产业、产品的竞争力长期难以提高，国民财富并未与GDP同步增长，同时还付出了大量资源、环境的代价。所以，这样的开放方式需要终结了，实际上现在也已经走不下去了。“十二五”的五年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终结这种旧的开放方式，要迎来新的、更高质量的、促进能力提升的新的开放方式。

国研网：您前面说的三个终结意味着“十二五”这个五年不同于往常的五年规划，那么，“十二五”期间具有哪些风险和挑战？

刘尚希：上述三个终结意味着“十二五”这个五年不同于往常的五年，对于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能否起好步的五年。终结旧的，同时意味着开创新的，即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形成新的改革方式、形成新的开放方式。毫无疑问，对“十二五”来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而艰巨。“十二五”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五年，是关键的五年。在这个五年里，若是能完成上述任务，将会迎来未来三十年的良好发展；若是没有做到，依然在旧的轨道上滑行，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将可能一蹶不振。显而易见，“十二五”承受着巨大的风险，终结旧的，开创新的，这本身就充满着风险。

“十二五”面临很多挑战，从国内来看，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转轨没有完成。尽管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体现社会主义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经济转轨并没有完成，市场还有待深化，金融也有待深化，市场经济的规范还有待完善。深化是相对抑制而言的。市场有抑制的现象，比如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玻璃门”的现象，看得见进不去，根本问题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还存在不公平竞争。金融存在同样的问题，金融的抑制更为严重，我国中小企融资困难就与这种金融抑制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方面都表明经济转轨没有完成，市场机制的功能还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