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身体美学的合法化，不仅仅限于对身体的外部形态的护理改造，更有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这里，社会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标准的、理想的和规范的身体范式的合法化过程，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表明，一定社会的阶级的政党的或集团的意识形态，通常经过一个“自然化”和“普遍化”过程，脱离了局部的、地方的和个别的意义，转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倾向和自然倾向。用吉尔兹的话来说：“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像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即是说，理想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虽然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工业所创造的标准，最初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这个标准的广泛传播中，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普天下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美的规范。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无论是西方抑或东方，身体美学化的准则似乎是不变的，自然的，普遍的。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人的共同追求”等等表述，意在淡化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甚至特定人群的人体美准则的局部性，转而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和普遍的美的观念。这就是身体美学化合法化过程。

身体的标准不但是普遍的美学产物，而且同时也是特定阶层和群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象性地被赋予的。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体外观问题，而是与社会文化、精神归属、政治理念等一系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关。

在我们解读身体美学化的意识形态时，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两难：一方面，身体的美学化是依据社会审美的普遍化、共同美的标准去应和时尚潮流而求同于众，“随波逐流”的；另一方面，身体的美学化对于每一个体却要独领风骚，树异于众，极力展示个体的独特性；一方面，身体的解放标志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更新和禁区的突破，另一方面，身体的美学化又带来了精神的肉体化庸俗化和平面化；一方面，当代社会解放了身体的束缚和遮蔽，给身体的展露和交往带来了新的自由；另一方面，身体美学化的规范的合法化普遍化，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身体的压制和暴力。正如福柯所说的身体的“监视”和“规训”：一方面我们 不断地“监视”自己的身体，时刻注意它与美的身体规范——普遍性的差距，但另一方面暗中起着“霸权”作用的乃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权力，它迫使你不得不为之，尽管你似乎是自己乐意的；一方面，在“监视”中，我们通过种种技术“规训”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身体的美学化实践：隆胸、抽脂、去毛、种毛、拉皮、染发、节食、运动……另一方面，人发明的这些“虐待”和“戕害”身体的“技术”有充满了“暴力”色彩。 身体在美学化的实践中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的施虐与受虐。有趣的是，在这种普遍美共同美的身体标准之下，暗中实施着的局部策略野蛮的施虐与受虐则强调身体时尚乃是一种关于人自身的理性主义原则的胜利。相传美国歌星卡彭特为苗条而厌食至死，台湾歌星邓丽君身体发福后拒见媒体；杰克逊多次手术后，其族性身份已模糊不清……，从时装模特到封面女郎，从广告明星到演艺大腕儿，从选美大赛到媒体亮相，风姿绰约的美女们确证着同一个标准和法则：按照一个标准造自己的身体！结果是，人们存在一种虚幻的满足感，身体美学化的规范也许是一种“恐怖标准”，而把这种标准当作幸福的追求，对于一个社会，对于文化来讲是很危险的。所以有专家不无忧虑的指出：身体的美学化的标准合法化，会不会扼杀我们身体形态的无限多样性呢？其潜在危险绝不亚于一场身体灭绝的战争。

此外，现代社会的人对于操纵别人的感受也极感兴趣。非词语的交流的研究、肢体语言的研究，证明了7000多种面部表情、手势在演说中的重要性。当然，肢体语言的力量常常是在下意识的层次上起作用的。

总之，当代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美学规范，以其时尚的形式，悄悄潜入每个追求现代生活时尚的个体观念中，成为控制其消费行为和取向的消费观念和选择。身体的消费性突出了社会身体的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另一方面，身体的消费又反过来强化了对身体的意识和苛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产出消费，消费又消费着生产。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把人对自己身体外观的视觉快感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