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姓之心为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三贴近”

在2008年10月8日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有一段深刻的总结：“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大力培育和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总书记在这里提到的理想、信念、真情，正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要素，而四川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则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要铸造的精神。三年多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再次告诉我们一些朴素的道理：一种正确的理论一旦变成了千百万人的生活理性，一种崇高的道德一旦获得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担当，一种价值理想一旦成为了千百万人的内心向往，这种理论、道德、理想就会成为一种无可阻挡的现实力量。三年多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给了我们一种深刻的启迪：一切文化、道德、价值、信仰都来源于并服务于实际、生活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些朴素的道理、这种深刻的启迪，是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一、要“为天地立心”,就得“以百姓之心为心”

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宏大构想，张扬的正是中国古圣贤的文化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让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心。心在中国文化当中其实处于一个真正的核心的地位。所以才有所谓“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纳天下之善；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平其心，论天下之事；定其心，察天下之势”的说法。“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其实无论是谁，你那个心不扩展的话，那所为也是有限的。但是，要为天地立心，就得以百姓之心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际上包含两项任务：第一，创新我们的意识形态。在今天这个特殊而关键的时期，作为执政党——世界上连续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超大规模国家的执政党，迫切需要有一种明确的清晰的世界观、价值观。唯如此，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核心利益和政治选择才能充分地被表达、被评估、被理解。这些年，我们逐渐从一个独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复调的社会，要表述、描述、批评或歌颂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必须构建一种更为复杂的、更为丰富的话语系统。不然，就会出现词不达意或言不由衷的情景。要知道社会秩序的建立是靠语言工具来达成的，如果我们的用于建构秩序和意义的语言工具自身内部不相洽，或者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不相关的话，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生活招致许许多多的矛盾的情景。如果我们的说法本身内部不相洽，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或者你的说法自身是一种封闭的体系，和实际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它就会招致一种社会秩序的混乱。第二，为民族、国家和全体人民提供一套价值信仰系统。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五光十色、众声喧哗的社会里，我们最急于需要的是一个文化公共品，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源自西欧那种民族国家，我们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文明体。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明体里面执政，所提供的一切政治公共品同时也是文化公共品。作为公共品，至少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人人愿意消费，二是人人都可以消费。如果我们为社会提供的至关重要的精神公共品老百姓不愿意消费，或消费不起，不仅浪费了资源，做了无用功，而且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后果。因此，“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回想一下，在抗震救灾的紧要关头，为什么理想能凝聚力量、信念能铸就坚强、真情能凝结关爱？秘密就在于我们的干部就在群众之中，我们的理论、宣传、口号、决策直接来自并服务于实际、生活、群众，我们所有人的心都系于一处、情都牵于一处。

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主要来源的马克思主义是生活世界的理性

意识形态的创新和价值信仰系统的重建，都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精神。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关键是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而要自觉地“以实践来检验一切”，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有充分的了解。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极其深刻，既揭露了一切旧哲学站在生活之外去谈论生活的真理的致命弱点，又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哲学不同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立场。只有把自己当作生活世界的一分子，才有对生活的真诚的关切、真实的观察、真切的感受和真正的了解，才能对现实生活作出合理的解释，对未来的生活作出合理的设计，才能以实际的行动给予生活以积极有效的影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石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理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策略。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套原则，而是旨在使现实生活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实践运动。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有些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恰恰丢掉了“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放弃了实践的观点，就只能站在旧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站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就只能把在变化多端的实践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变成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把对马克思的敬仰变成对神的崇拜。可以说，社会主义许多时候步入歧途都是从背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开始的。当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时，实际上是在哲学上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当中国以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空前巨大的变化，使社会主义重新显现蓬勃生机时，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再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回想一下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感受：我们正在一步步走进多姿多彩、真实生动、散发着生命的所有气息的生活世界。正是在这虽有污浊却奔腾不息的生活世界的江河海洋里，社会主义重新变得龙腾虎跃。在抗震救灾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干部群众也许没有机会去运用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他们牢记、守望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是所有公民都能认可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灵魂。价值信仰系统在整个文化当中处于核心地位，人类文化的其他因素只有被价值这根红线串起来的时候，才完整而有意义。价值系统在国家、社会当中是灵魂式的东西，这种判断大是大非、大善大恶、大美大丑、大真大假的基本标准，是秩序的永远的源泉，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所系。文化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具有独特重要性，它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命脉所在。从我国社会多种转型引起的文化断裂、价值紊乱、社会失范和社会脱序等现象来看，核心价值建设必须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

价值观念不是有关价值是什么的看法，而是关于什么是有价值的这样一种问题的看法。“价值是什么”是学者要思考探索的学术问题，普通人没有必要也不太会去为这一问题冥思苦想。但是，“什么是有价值的”是所有的人都会遭遇到而又必须作出回答的日常生活问题。所谓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时时处处都存在的价值关系和价值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和显现。价值观念，即观念形态的价值意识，是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观念系统，也即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和态度情感，它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价值观，后者作为一门理论分支，是关于某个对象领域的学说系统。价值观念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形态，是指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系统。从内容上看，它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观念、思想、态度的总和。从形式上看，价值观念具有不同于科学认知系统的特殊思想和精神形式。价值观念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方向性。价值观念既然包含对事物和行为的价值的理解和对好坏作出的判断，也就指出了价值的取向和追求的方向。价值方向相近的价值观念一旦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为价值体系。值得指出的是，价值体系只能是价值观念的体系，而不能是由价值构成的体系。在一个价值体系当中，各种价值观念的地位并不相同，有些处于主导地位，有些处于从属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就是人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念；处于从属地位的，就是人们所说的外围的价值观念。

我们要找到一个13亿多人口都能认可的价值，一个类似最小公倍数、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实在不是件易事。我们的这个价值，应该是所有公民都认可的，不管你本身的素质如何，性格如何，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教，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你都能够认可的一个东西，只要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你就与这个价值息息相关。抗震救灾实践中，四川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为什么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因为在灾难面前，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共同命运，和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共和国国民的共同责任与义务，我们发现了所有人共享共创的道德价值，我们有了一种共同的情感情怀，一种共同的意志意愿。不是生长于普通人的人心之上的那些东西，必然游离于生活，生活是所有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生长的唯一的土壤，你游离于生活之外，文化价值之花一定会变成纸花、塑料花，尽管也鲜艳，但是没有生命，不可能有香味。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作为生长土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必须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必须以至真至善至美为最终追求目标，但它同时必须将中国的历史传统作为营养液、将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作为生长环境和土壤。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当中，一代一代人活出来的东西，就像原始森林中年复一年地花开花落、叶发叶落而逐渐积累起来的腐殖质土壤。如果否定了历史的延续性，那也就背离了我们党原本的目标，因为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如果你不代表你这支部队，并且也忘了你的使命，那还能叫先锋队吗？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文化上所谓一以贯之、薪火相传，传的是什么？就传的那个从我们古人就信仰的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心里在生活中发挥实际影响的那些东西。传统构成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和人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走进传统。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我们既要当马克思的衣钵传人，又要当老子孔子的孝子贤孙。返本方能开新。我们文化上要创新，意识形态要创新，价值信仰体系要重建，就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文化上的祖宗，回到自己的原典。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怀着轻薄态度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和智慧的。面对真实的现实问题，重新向文化轴心时代的那些先贤们讨教，与他们切磋对话，必能让我们获得开拓未来之路的勇气和智慧。中国人民为什么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深厚的传统。

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就要尊重本民族的常识（包括常情常德）系统。常识是历史经验的积累，是亿万次实践的总结，是人类所拥有的理性知识大厦的基座，是人类迈向文明的进程中赖以休养生息的大本营。属于常识的内容非常广泛，如：每个人都为父母所生，天不会塌下来，1+1=2，一切正确的推理都得依据三段论，人有趋利避害、趋生避死的天性，人先得解决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历史的创造活动。……不要小看这些常识，几乎所有的关于历史、社会的科学都是从它们出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仁爱理想，恰恰是以承认人的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利益驱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也是以承认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为前提。一切创新只能是对常识的巧用和超越，而决不能是对常识的背离。制度上的创新更是如此，因为制度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非常之大。一个固守常识的人，恐怕难于有大的作为，一个固守常识的社会，恐怕难于有太好的前景，但一个违背常识的人或社会，却难免会遭遇灾难。极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与人类的常识为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所遭受的种种挫折、苦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抛弃或违背常识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常识的年代。新时期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就是从重新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开始的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那句振聋发聩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就是每个普遍老百姓一听就明白，再也质朴不过的普通道理吗！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生活中的真假对错，而且要关注生活中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几年来，在有关抗震救灾的大量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中，我们看到了科学理性的巨大作用，但更多的是感受到情感意志信念的伟大力量。事实上，是知识理性和情感意志信念种种精神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们具有了战胜灾难的神奇力量。文化中、生活中有理、有情、有信，智情意均衡的文化才是健康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有理性才有秩序，有仁爱才有温暖，有意志才有道路，有信仰才有方向。我们知道现代人类学的思维方式是以生活的整体作为观察对象，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大全，就是真理的大全、善的大全、道德的大全，美的大全。我们可以这样说，一种健康的生活，一定要同时有理、有信、有情，还要有趣。生活光是有理，人类世界就会成为冰窖。这个国家、民族、家族就会迅速的腐败、衰败。当然无理的世界也是不行的。有理的地方、有理性的地方它才有秩序。我们也要有情，没有情，没有仁爱，生活世界就没有温度，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是光有情的世界是一个高度无序的世界。为什么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人类生活，理不可缺，却不能止于理；情不可缺，却不能止于情。生活还要有信，信仰、信心、信任，没有信的世界也是非常可怕的。生活还要有趣，无趣的生活不值得过。一个山光水色都不爱的人，对大自然没有热爱之情的人，他的理论再高也是毫无意义的。孔子有言:“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以话人之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我们不能什么时候都只说理，还要关注人的感情和情绪、意志和意愿。生活不仅仅需要正确，也不仅仅服从于逻辑。逻辑上正确的东西往往只是存在于二维空间，在纸的表面。我们生命压缩成一张纸的时候，生命不复存在，我还要这个理干嘛？很多时候我们重理轻情，重自觉轻自发，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们地球上的植被大部分是自发形成的，那些植物和动物自然形成的生态，既完美又生机勃勃，远非人工所能及。我们觉得这种自发不好吗？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把地球上所有的植被铲掉了以后再去做人工的自觉的园林呢？我们能利用人性内部自发具有的，自然具有的，还有我们历史逐渐积累的自发的东西，为什么不利用呢？难道我们为了体现我们人类的自觉的伟大，就非得处处与自然自发对着干？我们的文化建设当中有一些很深刻的教训，比如我们管文化，往往不是在维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建一些园林，而是想把整个地球都做成根据人类的意志、审美、偏好而建立的园林，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人类是要建园林，以表达自己的审美的情趣，但是它的前提是所有园林当中的花花草草都是来自自然的生态里面，把自然生态消灭了，园林不可能建起来。

人性的饱满健全是保持文化生态良好、社会发展繁荣的前提，也是保持生活健康幸福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没有对人性的基本定位。文化总是人的文化，生活总是人的生活，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了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决定了社会需求的丰富性复杂性。人既有神性，又有兽性，既是社会存在，又是自然存在，既是道德人，又是经济人，既是理性人，又是感性人，古人今人，洋人土人，富人穷人，雅人俗人，男人女人，贵族平民，莫不如此。若是不承认人性的多面性，或将之简单区分为善恶两面并坚持除恶务尽，人性倒是纯洁了，但真实的人也不复存在了，唯物史观肯定了吃穿住是人创造历史的前提，将此用之于人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想吃、想穿、想睡、思男女，是生命健康，有活力的标志，也是进行一切价值创造的前提。对人类来说，健康饱满的生命应该是智、情、意的均衡，而不是三者的割裂。中国古代的圣贤其实全然不像后人所想像的那么神圣、呆板、乏味，而是具有丰富的个性和生活，他们不光有“孔颜之乐”，而且有“曾点气象”。社会主义者更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公正、自由、和谐、幸福的社会。被阉割了感性生命的纯粹理念，只能存在于二维空间的概念中，无法存在于三维空间的生活中。

六、让人们付诸以行和用制度赋之以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

三年多以来，四川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在抗震救灾中的英勇壮举告诉我们，道德、价值、理想、信念、信仰，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而不是用嘴喊出来的。我们谈文化、道德、价值、信仰，如果没有准备一套生命意志、行动意志去张扬去担待去践行这些价值的话，那这些表达为语词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是二维空间生存的苍白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向善的愿望。它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道德流失，乃至于崩溃式的流失，还会造成普遍的社会的人格分裂。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那么多的言不及义和言不由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语词崇拜，常常缺乏行动主体和行动意志。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是什么？除了目标以外，要有目标和现实之间的中介。你要找到途径，要有对途径的描述。你要过河，是用船、游泳还是修桥？没有这种中介，就只能诉诸于一种意淫式的自我安慰的幻念。一种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能否成为社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能否最终成为多数社会成员所自觉追求普遍遵循的价值，固然要看能否有效的宣传，但最关键的是看这些价值的大力倡导者是否同时是这些价值的真诚信奉者和坚定的践行者。

必须启动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去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升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政府的职责是要提供一种宽松氛围，一种创新的环境，使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效应，这个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型的社会。下一步中国的文化要发展，整个现代化要持续的推进的话，首先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价值、创新的潜能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没有全体人民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创新，就无法完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价值信仰体系的重建。

理念之光如果没有落实为一种制度的灵魂，它作为大观念很快就会像天上的浮云随风飘散，无影无踪。先是赋之以形，让水一样的无形的、轻若鸿毛的、无形无象的观念、理念，表达真善美的理念，这种价值赋之以形，就是让价值理念进入制度，成为制度的灵魂。然后付诸于行，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找到前面说的那个生命的行动意志的支撑。最后，制度成为了习惯，理念成为了文化基因，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灵魂，天地之心就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