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失误及面临的挑战（5）

今天，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本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要坚持最重要的东西：一是世界观、方法论；二是根本的价值观，我们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完全平等，这当然不能放弃，放弃了就不是共产党了；三是根本的政治立场，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如果放弃了这一点，那非垮台不可。这些东西是我们要坚持的，而且以后也要坚持。但马克思主义当年很多具体的论述，因为国情、时代特征等原因，我们对它们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我们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最新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绝没有过时。

第二，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是从改革的深刻程度、影响的巨大程度的角度来讲的，它是革命性的变革。

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改革的影子。第一个例子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改革之前，中国很多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1978年，全国有2亿5千多万农民处于贫困，占当时10亿人口的1/4，贫困的含义就是温饱问题没解决。在人民公社，大家出工不出力。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地承包给每家每户去种，就这一条根本地改变了农村面貌。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农机、农药、化肥短时间内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变，但农民的积极性空前调动起来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城镇居民也得到了丰富的农副产品供应。当年，全国人民都得到了这场改革的好处。

第二个例子是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我们长期搞计划经济，在理论上，计划经济很美妙，有计划、按比例，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在现实中，计划经济也有优越性，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种优越性只有在经济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容易做到，比如说建国初。一旦经济规模变大了之后，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指望一个国家计委把全国经济计划得完全合理，不脱离实际，谁有这个本事呢？大跃进的突出问题在于高指标是计划出来的，跟市场一点关系没有。而且更长的时间内、更大的范围内，计划经济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那就是缺乏活力，政府给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规格、型号规定得死死的，原料由政府提供，流动资金也由政府提供，产品收走，企业一点自主权没有，那就不会有积极性，干得怎么样就是那几十块钱，奖金一分钱没有。还有，理论上说如果国家下达的计划真是合比例的，企业如果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那是什么行为？在我看来，那是破坏了原有的比例关系，恐怕不应该受表彰，要受到惩罚才对。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是商品严重短缺，什么都要靠票、靠证。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由市场配置资源，不同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活力、压力、动力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第三，开放带来了大量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我们合在一块儿说，改革在前，开放在后，但我觉得从实际进程来看，应该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开放促改革，反过来改革也促开放。

为什么1978年能开始改革开放？除了刚才说的邓小平等领导人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外，一个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出访后意识到我们落伍了。1978年，不少领导人出访，出访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受到震撼。“文革”中，我们过得很苦，但曾经还自我感觉不错，一出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五国后，向政治局汇报他看到的西方国家的发达状况，在1978年6月的那次会议上，领导层就向发达国家学习形成了初步的共识。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五六个国家，其中日本、新加波对他影响最大。邓小平后来说过，长期封闭半封闭使人愚昧无知，我们要改革要开放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死路一条。

这种认识是刻骨铭心的。这样的认识就在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变成了整个领导层的共识，并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一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真正要搞建设再不能折腾了；二是改革开放要改革僵化体制，要学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文革”一定不能再搞了。就这几项决策，我们足可以说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三十多年前，谁能想得到那次全会会对国家对我们每个个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剧变就从那时候开始。之后，我们开放领域越来越宽，开放程度越来越深。通过开放，我们引进了外国的资金，学到了外国的技术，占据了份额很大的国际市场，也买来了大量的资源、能源，还学到了市场经济、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更不用说股票、基金等。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应对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挑战

我们今天面临的难题是很多的，正在全力应对的挑战起码有四个。

第一个是科学发展的挑战。经过多年的超高速发展，我们意识到发展如何可持续问题，遇到了困难、阻力、压力和瓶颈，一个是资源、能源的压力，一个是环境的压力，所以中央提出来科学发展观。这几年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体现得很全面、很充分，但现在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还是很多，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实在不是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应对这样的挑战，还是一个长期任务，绝对不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但不是那回事，路还远得很啊。

第二个是社会和谐的挑战。当前，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甚至表现得比较尖锐，在我看来，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现在新阶层不断产生，同一个阶层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都差不多，共同语言比较多，与别的阶层有时候就谈不到一起去，那就容易产生矛盾。今天的各种矛盾都可以从这儿找着根源，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利益有着太多的不一致。例如，在征地拆迁时，农民希望补偿多一点，但开发商谁愿意多给呢？你多了我就少了。在农产品价格上，有人算过一笔账，我国一年能产一万多亿斤粮食，如果一斤粮食的收购价涨一毛钱，这对农民绝不是个小数，但农产品涨价对城镇低收入居民意味着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涨价很快，领导层的压力极大。这些例子都说明矛盾几乎都是由于利益诉求不同引发的。所以温家宝用做蛋糕、分蛋糕打比方，他认为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今天很多矛盾其实就是在分蛋糕过程中分出来的，我们的蛋糕已经做得不小了。各阶层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30多年前好多了，但大家得到的不一样多啊。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观解决的主要是发展问题，而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的主要是分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对于执政党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蛋糕做得再大，如果分得不好，照样会出大问题。

第三个是和平发展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领导人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这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有人对中国的发展心态失衡，他们造出了中国威胁论。军事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增长又太快。经济上的威胁论说，中国吸引那么多外资，进口那么多的资源能源，占据了那么大份额国际市场，排放了那么多的污染，有人总是拿碳排放、人民币汇率来说事儿。

最近几年，有人制造中国价值观的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威胁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有些西方专家看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学西方的民主没学出好结果。泰国红衫军闹完了，黄衫军闹，没完没了；菲律宾发生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这两个国家在亚洲国家里是学美国民主学得比较早、也学得比较像的，但就学出了这样的结果。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而非洲国家就学得更差了，大多数内耗不断，甚至动荡不已，所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该学中国。这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了。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做出一些对我们不友好的事情，包括奥运火炬传递在某些国家的遭遇。不管嘴里说的是什么，但骨子里头不难看出，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快速发展。

这些年我们努力地跟人讲三个方面的道理：一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跟当年日本、德国不一样，他们要掠夺，我们只要公平贸易就够了。中国产品价廉物美，你愿意买；中国投资环境好，有钱赚，你愿意来，谁能强迫你啊？二是中国自身问题很多很难，我们没有能力威胁别人。我国经济总量不小，但人均很可怜，任何一方面问题只要考虑到人口因素就难得不得了，我们有能耐威胁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和下西洋，当时我们国力那么强盛，也没占别人一寸土地；反过来，哥伦布、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导致的是殖民战争、对土著居民的杀戮、黑奴贸易。现在认同和平发展的国际社会成员开始多起来，但真正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空间，真正营造一个和谐世界，绝不那么容易。

第四个是执政党建设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拥有近八千万党员，管好这个党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总体上管得好，这个党有战斗力，有凝聚力，有生机活力。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行了，中国绝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我们又得承认党有不少毛病，比如说，有些基层党组织、有的党员先进性体现的不够。比如说，有的干部特别是有些基层干部，执政能力不强，甚至不断地干一些蠢事。还比如，党内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很严重。尽管腐败分子数量不多，但负面影响很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时间久了，绝对会出大问题。所以，怎么样把执政党建设好，那也是一个长时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应对这四个挑战？我认为有能力。我的信心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我对过去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90多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那些当年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一件一件地干成了。二是来自于我对党的大政方针的了解。挑战虽然很困难，但我们都有了应对之策，现在就是具体化的问题，就是贯彻落实的问题，就是转变体制机制的问题。三是来自于我对党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骨干能力素质的了解。干部素质越来越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比较好的专业素质，眼界开阔、不僵化、不保守，而且绝大多数人是有责任感的。四是来自于我对党心民意的了解。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素质大大提高了，大家都希望党好，希望国家好，这种情况对我们的领导人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迫使领导集体竭尽全力把党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所以，我们有理由对前途充满信心，但我们还得多几分忧患意识、多几分责任感。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编：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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