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失误及面临的挑战（3）

四是在国防上我们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准备在发展海军、空军的基础上，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没想到我们的近邻朝鲜半岛发生内战，把我们给拖了进去。1950年6月，内战爆发，一开始北方打得很顺，北方的部队把南方的部队包围在釜山一带，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北方统一整个半岛应该是不困难的。但很快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成立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一登陆，来了个反包围，很快占领了平壤，又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金日成紧急求援，希望中国出兵援助，这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我们出兵就会同美国直接较量，打得过打不过？还有可能引火烧身，把仗引到国内来。但是不打，美国陈兵中朝边境，直接威胁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而且还派兵进入台湾海峡，直接在台湾问题上干涉我们的内政，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后来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他说，打不赢权当作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政治局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一开始秘密出兵，几场仗就扭转战局，很快把战线重新推回到北纬38度线，此后打打谈谈、谈谈打打。1953年7月朝鲜停战，还是以北纬38度线划界。

现在有人认为双方打了个平手，打之前以三八线划界，打完了还是以三八线划界。我觉得这对朝鲜、韩国可以这么说，但对中国就不是一回事，打之前战线在中朝边境，打完了才是三八线，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打赢了，而且主要靠我们自己打赢的。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打出了军威、国威，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还打出了我们的和平安宁。当然这场战争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志愿军伤亡36万多人，其中牺牲18万多人，在经济上我们也付出很多，主要是购买苏联的军火，后来苏联人逼债主要是这笔军火债。但即便是付出代价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国防实力、装备水平大大提升。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犯过错误，甚至像“文革”那样严重的错误，但在犯错之后，老百姓依然支持这个党，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是好心办的坏事，而不是诚心跟老百姓过不去。这个国家政权是毛泽东这代领导人缔造的，谁想把它搞垮呢？我们看一看建国后的几次主要失误，都是好心做坏事。

第一次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严重扩大化。这是在整风过程中发生的。为什么要整风？因为党内有不正之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国内出了一些问题，有工人罢工，有学生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毛泽东等些领导人调研发现是干部的问题，党内有不正之风，通过整风来解决密切干群关系问题。这一次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人提意见。从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好的，毛泽东也给予过肯定。但也确有极少数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他们表达了一种思潮：欢迎整风，如果真整风，就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叫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意见，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做出反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反击，严重扩大化。“文革”之后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左右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人被冤枉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包括前不久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反右派还是这样定性：反击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这样的结论明摆着就是要坚守基本制度的底线。在基本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谁想改变，共产党都不会答应。所以这个失误有由来，而且不是从根上都错了。

第二个更加严重的失误是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发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领导人太急了。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毛泽东这代领导人都很急。当然急是有原因的，他们都经历过落后挨打的那段屈辱历史，建国之后又遭受西方国家包围封锁，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又开始出问题。不可能不急啊，外债压力非常大。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不要说飞机，就连汽车、拖拉机、坦克全都不能造，只能造桌椅板凳，还能造茶碗茶壶，还能把麦子磨成面。如果不迅速改变这个状况，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方法正确也不是不可以快一些，问题又在于第二点——没经验。我们对现代化工业没经验。当年我们过分看中钢产量的增长，指望在很短时间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一开始目标是15年，很快变成12年，接着又变成了10年，最后变成了2年就要超过英国。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先确定很高的钢产量指标，其他方面都得服从保障。最后，钢产量是上去了，但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再加上不少农村地区遭灾，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一度我国在经济上非常困难。这个错误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案例。当年，很多人真诚地参与了这个错误。后来邓小平讲过，“‘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

第三个严重失误是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就更复杂一些。这些年有人用权力斗争说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原因，说“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因为毛泽东也不掩饰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但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是表面的现象，但如果仅仅用这来解释“文革”有几个重要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比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或者还有彭真，为什么还打倒那么一大批老干部？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为什么“文革”还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在“文革”后期又讲“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要再来一次”？

另外，我们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是非常欣赏刘少奇、邓小平的，把这两位当接班人对待。他对这两位领导人不满是从1962年开始，不满原因主要是所谓“三自一包”。

“包”指的是包产到户，安徽这个时候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了解情况的领导人纷纷支持，刘少奇就提出应该在全国推开；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讲“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讲这个问题；陈云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他讲的时候毛泽东只是听，不表态，第二天传出话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个领导人更积极，那就是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他除了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推广之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五个单位做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势，而不是单干。毛泽东后来对邓子恢最不满意，指名道姓地说他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毛泽东对所谓“单干风”批得最厉害。他说，党内现在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这就成了阶级斗争了。

“三自”：一是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有的地方为了克服困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自留地的面积。二是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炼钢铁那样强调政治帐，经济帐似乎可算可不算。三是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的经济交流、集市交易。

这所谓“三自一包”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主张，但在毛泽东眼里就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自然这些人就成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得打倒他们、夺他们的权，“文革”就这么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有分歧，但绝不是什么权力之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所谓“三自一包”不是什么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问题。那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跟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以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方面是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我给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今天我们把这些当成了苏联模式的特征，而当年毛泽东是把它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拿着这几条来衡量所谓“三自一包”，肯定是修正主义，来衡量赫鲁晓夫、铁托那更是修正主义，把反修防修标准搞错了。另一个方面是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特别强调三点：一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他甚至带头降自己的工资。毛泽东曾经的工资是500多块钱，后来降到了400多块钱。二是政治上完全平等。干部得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下连当兵。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工资，也没军衔，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建国后评定工资标准、定军衔，有些人闹待遇，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后来取消了军衔制。三是精神上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毛泽东都非常关注，担心搞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就是革的是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两个基本方面合起来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想通过“文革”来实现他理想中的新社会。

而他推行的三个方面理想必然有阻力。毛泽东对干部先是教育，教育半天认为老干部变“修”了，干脆打倒，弄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后来他发现王洪文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王洪文失望了。他对农民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间，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是想着多养几只鸡，多下点鸡蛋，集市上卖掉买点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了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生产主义。于是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限制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他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不仅没实现反而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了。毛泽东到晚年意识到了这点，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失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