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韩国人眼中的中国（2）

然而，京城帝大的东洋史学不仅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以下简称“日帝时代”），甚至在解放后（1945年以后）也对韩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对此，可以通过它对专攻东洋史的朝鲜学生乃至毕业生们的影响来加以说明。 

1929年培养出了第一批朝鲜毕业生，他们自以为是通过“国语”（即日本语）掌握了科学的严密性的专家，具有很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其创办的学术杂志《新兴》创刊号（1929年7月号）的“编辑后记”中，他们批判以前的学问“缺乏明确的理论及科学的根据”，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这种自豪心理。然而他们身为京城帝大学位制度的受惠者，依赖于“作为制度的学问”的权威，因此并未能脱离“帝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窠臼，并且硬要强调自己的研究与以往朝鲜人的研究之间的差别性，从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闭锁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时代的知识分子钻研中国古典所累积下来的学问传统，本来对于东洋史专攻者来说是“中国研究的原体验”，但是在新的学制之下，这种土著学问只能沦为无用之物。相反地，他们彷徨于作为“国家学”的“国史学”（即日本史）和潜在的“国史学”（即朝鲜史）的想象之间⑦，将东洋史视为国史的外延或对外关系史来把握，同时认为东洋史研究就是对过去的（非现在进行式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 

如此，日帝殖民地时期在从制度内的汉学转向东洋史的过程中，在具有近代性的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殖民性的烙印。因此，若想在韩国寻找自主的20世纪中国研究或在学问上率先进行所谓脱殖民地化课题之批判性中国史学（为首的中国学整体）的起源，自然不得不把目光投到制度之外的中国（史）学之上。 

1920年代殖民地朝鲜的统治方式转变为文化统治。随着统治方式的转变，报纸和杂志大量涌现，这些报纸和杂志也时常刊载有关中国时事的文章。从这时起到1945年日帝投降时为止，所发表的有关20世纪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成为现在韩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源。⑧ 

最早关注到这一宝贵资源的是闵斗基。在1980年代，他提出日帝时代朝鲜人对同时代的关注表现出“对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连带感”的看法。这些资源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意义，在他分析《东亚日报》特派员申彦俊(1904-1938)的中国问题报道及分析所具有的意义的一篇论文中有比较明确的揭示。⑨由闵斗基所开辟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引起追求学问的脱殖民地化的下一代学者很大的共鸣。⑩ 

此外，作为制度之外的学术活动，“朝鲜学运动”也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渊源。上面分析的京城帝大反而可被视为有助于扩大朝鲜之内学术活动的空间，在它所造就的制度的、正式的空间之外，也激发朝鲜人希望掌握“科学”以增强朝鲜民族力量的学术钻研热情。由此到1930年代，朝鲜终于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界”空间，他们的力量集中在探索建立自立、自主的近代国民国家可能性的传统再现之上，且通过将朝鲜文化在学问上进行体系化的“朝鲜学运动”呈现出来。他们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主要对言论和出版领域产生影响，并对潜在的“国史学”之形成做出贡献。 

学人们为进行朝鲜研究而成立了综合性学术团体震檀学会，该学会是朝鲜学运动的一个分支。震檀学会于1934年5月在京城帝大毕业生、日本留学派及朝鲜的私立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广泛参与下成立，其机关刊物朝鲜语学术杂志《震檀学报》以“朝鲜及近邻文化的研究”为宗旨。从1934年6月到1941年6月，震檀学会在因应以日本人为主的制度性学问的同时，也积极吸收日本史学界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对提高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严密性做出了贡献。震檀学会的活动领域虽处于京城帝大之外，但无论是从为学方法论还是成员的毕业学校来看，都位于“制度内学问”和“制度外学问”的交叉点上。可惜的是，《震檀学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与中国相关者非常少，似乎对同时代的中国毫不关心。作为朝鲜人，“由于自我的主体确认尚未完成，因此对‘外’的探求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11)不过，以朝鲜和近邻文化的研究为目标，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震檀学会的主要成员们在解放以后（1945年以后）又成为新成立的韩国大学内中国史研究的主导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12) 

解放后制度内外的现代史研究的交叉 

从日帝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后，有关同时代中国时事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也大为增多。在东亚冷战秩序确立之前的时期（1945-1948年，即所谓的“解放空间”），经历左右翼对立的韩半岛的知识阶层敏锐地关注同时代中国境内国民党与共产党围绕建国问题的竞争状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尤其有关现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将积极评价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气氛推向高潮。(13) 

但是这种活力随着韩半岛和东亚冷战的确立而迅速冻结。1948年在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也在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形成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也产生了分裂。（14） 

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韩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共（中国共产党政权）”此一带有敌对印象的名称来称呼，而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使用“自由中国”这种友好的名称来称呼。因此在韩国大学内外，均衡地分析20世纪的中国变得非常困难，也更难指望形成自己的中国研究视角。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研究的道路即使在这么严酷的冷战秩序下仍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中国史研究一直在东洋史的框架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