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韩国人眼中的中国（4）

在将研究人力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上并引导中国现代史研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关于国民会议运动评价的论争。论争的其中一方肯定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性，试图从中找出建立民众参与的“替代性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另一方则认为这不过是国共两党的临时性策略。在这一论争过程中，研究者对国民会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且研究的时间段不仅仅限于1924年，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国民会议运动是以民众本身的自发性结合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探索过程，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1949年以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否也继承了国民会议的传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6) 

其次是扩大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并努力将该观点适用于1930年代，于是出现了有关“党国体制”——党和国家一体化的一党国家体制(party-state system)——的研究成果。以党国体制概念为中心，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进行了共同研究，2006年在首尔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公开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接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分两期（第31和33辑）发表了这些论文。不过大家只是用党国体制的观点分析了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形态及其活动。在这次共同研究中，大家对党国体制所下的定义其实是不同的，或将党国体制理解为中央集权的一种形态，或视为依据理念而进行的统治，或看作规定党和国家关系的一种系统，看法各有不同。不过，结合至今仍发挥作用的共产党党国体制来观察，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国民国家形成的多种途径和形态，可谓意义非凡。 

从以上两个焦点来看，为了准确理解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1930年代的党国体制本身，还应从这两个问题中跳出来，去思考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史的整体构图，这种宏观的问题意识更重要。不过，现在韩国学术界还未真正开始针对此点进行讨论，只是将国民革命以前的变革过程，即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27)，而未能将这两次“共和革命”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非常可惜。为了弥补这种不足，有研究成果将共和的发展理解为民众的抬头，并以国民会议为媒介将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联系起来。(28)还有人试图通过探讨以建立人民代表机构为目标的国民会议运动，广泛承认其多元主义精神的“原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来描绘20世纪中国的构图。(29)还有人从共和政治的角度出发，评价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30)此外，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现了关于五四运动的集中研究，其成果发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44辑和第45辑上。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研究领域。韩国学术界为了勾勒20世纪中国史的构图，自然无法将1949年“以后”置于视野之外。不过，韩国学术界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31)好在，韩国学术界内部已经不存在“禁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也已出现，将来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 

超越传统和近代的二分法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变化一直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首先，韩国学术界从各种角度分析了中国引进西式社会管理体制后所引起的传统组织和观念的变化。例如在社会管理制度中，有学者关注警察组织(32)，也有学者研究北京的助产士、粪业和中西医论争，通过卫生改革来探讨卫生管理制度的变化。(33)还有学者关注传统价值观与新价值观在教育现场中的冲突。(34)有学者通过分析同业公会的事例，说明传统习惯和组织亦可通过法律和规则演化出近代管理制度。(35)还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土壤为因应近代因素引起的不安定性而发挥的机制作用，从而强调传统与近代的重叠性。(36)此外，女性史研究不仅涉及社会组织和制度，也是可以反映日常生活、意识和感性变化的好主题，然而此类研究尚少。已经发表的只有关于许广平个人的研究(37)，以及关于女性的职业世界、“妇女回家”和母性论的分析等。(38)不过，2006年2月东洋史学会冬季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女性史，这说明女性史研究已经受到韩国学术界的重视。(39) 

上述研究成果都不再采取二分法来把握传统（或前近代）与近代的问题，而从二者的混合乃至传统的近代转型角度来把握，对包括近代转型的主体、近代社会所产生的问题等在内的近代社会的反思，成为共同的问题意识。不过，除了以实证方法分析前近代和近代之间复杂的共存关系之外，还应分析背离近代文明普遍核心的历史展开过程，深入探讨何谓近代文明的普遍性的问题。关于这点，另有研究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到香港旅行的中国人的见闻，了解到近代性和殖民性有如铜钱的两面结合在一起。(40) 

中国是什么？ 

脱离中国大陆中心的历史叙述，站在东亚或全球的角度，将中国视为东亚或全球的一部分来进行中国研究的尝试是最近韩国学术界日渐扩散的研究倾向。虽然过去早就有针对台湾的民主化及本土化的先驱性研究，但大体上都是以统合的（或朝向统合的）中国为前提来解释在中国大陆展开的历史，不过最近也有研究者对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论”提出怀疑，这种倾向在各个领域快速兴起。这是2002年中国的东北工程（将韩国的古代王朝高句丽所管辖的满洲编入中国东北地方史的项目）传到韩国以后引起的余波。学界分析了中国大陆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中国国境设定和疆域问题，以及对东北工程本身，在时间上也扩展到现在的领域，分析了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所存在的问题。此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是对满洲、西藏、香港及台湾等地区的研究不仅取得一定进展(41)，其关注的面相也从单纯关于疆域范围的争论发展到将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对化，探究与中国国民国家所重叠的帝国性。 

另有研究者对暗含帝国性基础所形成及展开的中国（单一）民族论作了结构性分析，认为中华民族论只能归结为“民族帝国主义”论(42)，20世纪中国的国民国家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试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外表下，实现传统国家机能的核心价值，即实现文化的普遍性和维护大一统。(43)若上述研究都是以中国这一空间范围为轴心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国民国家之性质，那么关于汪精卫政权的讨论则是以担负国民国家乃至民族主义的各个主体之间的竞争为轴心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日本殖民地遗产未能彻底清算，“亲日派”问题至今仍是现实政治问题的韩国，对汪精卫政权及亲日附逆者（与日本合作者）进行均衡研究并不是容易的事。尽管如此，在美国大学活动的研究者和国内研究者共同从反省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出发，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也是异彩纷呈。在讨论过程中，学者们积极利用了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对日“合作”(collaboration)问题的观点，并考虑到殖民地朝鲜人的反应，找到了一些新的研究途径。(44)对于汪精卫政权等与日本“合作者”的研究(45)，摆脱了过去的民族主义解释及抵抗与叛逆的二分法之思考方式，分析存在于“灰色地带”(grey zone)的汪精卫政权的动机和内部构造，非常有助于拓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解。不过，对汪精卫政权的动机与结果的乖离，以及“合作者”存在的“灰色地带”在20世纪中国史中的构图，进而在20世纪的东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