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韩国人眼中的中国（3）

回顾韩国东洋史学的发展史，从解放后东洋史学的名称在大学这一学术制度内仍占有一席之地即可知，东洋史学仍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帝国大学的学术制度。因此，由于东洋史学界对于其成立是处于“先给予肯定再惶惶寻找其具体内容”的处境，所以也许实际上根本就是“先后错位”。(15) 

因此，东洋史学的首要任务理应是集中清算日本历史学（及与其同时输入的西洋的东洋学）的残渣，即讲求脱殖民化的课题，构筑能够学术性生产东亚史知识的新制度和理念。不过，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解放之后韩国的东洋史学在坚持实证学风的同时，也继承了1930年代在京城帝国大学制度之外所进行的朝鲜学运动，即为探索建立自主、主体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可能性而重新解释传统，并继承了基于主体性研究朝鲜近邻文化的学术运动之遗产。(16)也只有关注到这种特性，才能确实理解韩国学术界努力在制度内进行脱殖民化的同时，持续开拓其独创性中国史研究的全貌。 

解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设立的韩国大学大部分设有史学科，通过这些史学科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史研究者。这些学者创立了历史学会（1952年），创办机关刊物《历史学报》（1952年），接着又成立了东洋史学会（1965年），并创办机关刊物《东洋史学研究》（1966年），以此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活动。他们继承了帝国大学的学风，即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在草创期主要研究韩国和中国的交流及关系。由于此时期在研究资料利用和研究信息的获得上皆相当困难，并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研究中国史本身尚面临诸多难点。因此，中国史研究集中在韩中关系史方面也许是不得已的。然而，随着韩国脱离朝鲜战争的后遗症，开始与欧美和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日本的学术信息也逐渐传到韩国。在此基础上，到了1950年代末，除韩中关系史外，学术界也逐渐开始进行中国史的相关研究。(17)尤其1960年经历了“四·一九”革命（1960年3月第四届大统领选举时发生大规模选举舞弊现象，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民众抗议运动）之后，韩国史研究兴起民族主义史观，中国史研究也与此相应，开始出现立足于内在发展论视角的研究倾向。 

这样一来，中国史研究虽然得到发展，但在当时冷战状况下，对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中国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谈何容易。因此，即使有少量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依据在台湾重构的中国史像（国民党史观）而写成的。可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使冷战秩序出现分裂，韩国自己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始由此生发，并在1980年代形成潮流。若要正确理解其中的原因，则必须再次关注大学之外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和流通，即由于与制度外社会运动连动所累积的中国研究成果逐渐渗入制度内，到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史研究才得以活跃起来。 

即使经历了朝鲜战争的惨祸，潜流于制度之外的中国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伏流于下的知性探求在1970年代变革运动的潮流中开始复活。随着1970-1980年代韩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学生运动、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的篷勃发展，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在探索韩国社会未来景象的层次上具备了参与社会现实的性质。这个时期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众多年轻学者的大举登场，亦强烈反映出为解决韩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而有意识地参照中国革命史的努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要数出身新闻舆论界的李泳禧。(18)李氏在1970-1980年代首先提出中国和越南的革命是“人类的新实验”，进而让那些被所谓反共的“偶像”所驯化的知识青年们的认识发生转换，可说是制度之外的“教师”。日帝时代以来，舆论和出版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是不绝如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和大学的中国史学（为首的中国学整体）无法充分满足现实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方面，在制度内外起到桥梁作用的闵斗基的努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从1970年代开始发表有关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论文，他在首尔大学培养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许多青年学者，对他们立足于现实变革要求而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倾向也予以包容。到1980年代，他认为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正式开始”，原因在于首尔大学等各大学培养出了大批青年研究者，与其他时代的研究者相比人数较多，而且对他们“喜欢从具有现实意义的第三世界视角来把握”历史的倾向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 

在闵斗基的支持下，制度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从下面的事实中亦可看出端倪：韩国学者于1992年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后来该会发展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机关刊物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韩国国内作者执笔撰写的中国史概说书籍（讲座本，共有7册）中有两册是关于中国现代史部分的，这也是个傲人的成就。(21)另外《东洋史学研究》第50期（1995年）出版的特辑中也将中国现代史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现况的考察，探索自己的研究倾向，充分说明了现代史研究已经在东洋史和中国史内取得了巩固的地位。在《历史学报》的“回顾与展望”中，自1979年以来即设有“中国近现代”栏目，1997年又从中再分离出以1911年以后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栏目，也显示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状况。 

量的增加也会促进质的提升，首先即表现在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扩大上，这也是研究人力的扩充和20多年来研究成果累积的结果。质的提升还表现在方法的多样化及研究水平的国际化等方面，这是韩国学术界内部的自我评价。(22) 

三、陈旧的研究主题和崭新的研究主题 

那么如此多样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如果以2000年以后发表的历史学成果来看，具有以下五个主题上的特征。(23) 

与国民国家形成有关的政治史 

在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正式开始之后，从1980年代初起，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为了与“20世纪中国政治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中心’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能够采取（脱政党中心的）第三者的视角”。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19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提倡的“民国史观”步调一致(24)，但韩国的特点是“重视国民革命时期大众运动的自律性和（国共两党所促进的）革命的从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对各种社会势力——学生、女性、商人、农民、工人、企业家、秘密结社——的研究比较活跃”。(25)笔者认为这也意味着当时这些青年研究者们受到了韩国国内兴起的民众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