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韩国人眼中的中国（5）

东亚的视角与中国的相对化 

站在东亚的视角将中国史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的研究倾向，具体呈现了从东亚脉络重新审视中国史的形态。虽然关于这一领域尚无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连锁和交流。首先，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越境存在的华侨、移民及贸易(46)，还包括旅行、博览会、历史纪念馆、相互认识等素材，旨在探讨中国在东亚如何被表象和被记忆。(47) 

与上述实证研究相并行，自1990年代起韩国学术界提出了东亚论述（discourse，在韩国译作“谈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48)这一讨论之所以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有人评价说是因为它“对民族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及一国史的相对化”。(49)不过，也很难说这一讨论对20世纪中国史研究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主要原因是它过于侧重对现实和未来的批评，而“没能提出基于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实证讨论，未能对重新构筑东亚历史像有所贡献”。(50)不管怎么说，两者间所存在的距离有拉近的必要，因为将中国史相对化的方法也有参考东亚视角的必要。为此，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也积极思考为什么追求及追求什么样的东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全然没有呈现缩短两者间距离可能性的征兆。虽然已有一些对亚细亚主义乃至亚细亚概念本身的研究(51)，但分析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则更为丰硕。在东亚的脉络下，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性解释(52)，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出超越国民国家的东亚共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回到对韩国的关注 

从中国史和韩国史逐渐模糊的研究界线，我们也可感觉到东亚论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之间拉近距离的可能性。中国史研究者自1960年代以来逐渐放弃韩中交流史乃至关系史的研究，专心从事中国史本身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倾向的存在，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也尽量避免把注意力放到韩国。不过现在也感觉到当初中国史研究者为了克服过于偏重韩中关系史研究的弊端，过分强调对中国史本身的研究，结果出现了“缺乏韩国意识的中国研究，没有韩国的东亚史研究这种不够周全的倾向”。(53)为了克服这种研究偏向，也有中国史研究者开始尝试站在东亚的视角将韩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这样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对韩国（人）的认识和政策(54)或在韩华侨、在华韩人，以及韩国人对（包括“满洲”、台湾在内的）中国的认识(55)，其中也有关于孙中山与韩国的关系的研究等。(56)这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一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性，复原了过去被忽视的历史事实和被压抑的声音，从而有助于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开创了和平与和解的东亚史研究的新局面。 

四、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认同性与展望 

贯穿上述2000年以来韩国历史学界有关中国现代史各种研究成果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将来的课题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应考虑的正是“韩国的视角”是否必要，是否可能的问题。那么，所谓“韩国的视角”又是何指？这一问题迄今尚未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尽管如此，就广义而言，所谓“韩国的视角”，即以“韩国人固有的历史立场和文化立场”为基础，以主体的视角来选择研究主题和领域，并以此来把握外国史。狭义来说，也有人主张，基于能够共享“韩国学术界的学问遗产”基础上的研究就是“韩国的视角”。(5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比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