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韩国人眼中的中国（6）

对这种“韩国的视角”的强调，中见立夫所提出的主张颇值得关注。那就是：这与日本东洋史学“在确立近代日本自我意识上具相当程度意义”的原生性特征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有，解放后韩国东洋史里面的主角(actor)虽然由日本换成了韩国，但所谓“东洋史”的概念是否仍与其继承的渊源具有某种关系？(58)不过，从表面看来，韩国东洋史学界的发展史似乎支持了上述判断，但笔者仍认为这是过于单纯的解释，因为正如前述，韩国的东洋史学在继承了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讲求实证学术风气的同时，也继承了1930年代朝鲜殖民地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朝鲜学运动的遗产。再进一步说，日本东洋史学由于国史即日本史这一领域已经确立，所以把日本历史摒除在东洋史之外。与此不同的是，现在所提出来的“韩国的视角”这一问题意识则是以追求与韩国史沟通的东亚史为前提。正因为如此，这也与脱殖民的课题相通。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因“受日本立场的局限，自我封闭了丰富的知性探求的可能性”，因此采取“局外者的位置”是不是更好呢？假如近代日本的人种差别意识不是日本固有的，而是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普遍现象，那么为结合近代性对其作全面性的理解，关注并研究看起来似乎与日本毫无关系的南非历史应是一个有效的方法。(59)这种问题意识确实也有值得韩国研究者肯定之处。因为过于强调“韩国的视角”，可能会有碍于人们从历史学期待对人类和历史的普遍性理解的深化，并有碍于产生同感与互相沟通的感性培养。 

不过，这种主张也不能过于单纯地予以接受。因为从日本和中国纠缠不清的近现代史到两国的整个历史，根本无法与南非进行比较，这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明显感受到。向中国和日本之间呈现的历史靠近，将两国关系本身视为近代世界展开过程的一个环节来深入研究，反而也许更有助于普遍性视角的确立。即立足于现场，通过发掘与现场关系密切的问题意识及知性的探索，才能确立对现阶段全球(global)层面的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抵抗性”和“批判性”。 

从这种观点来看，现在韩国所讨论的“韩国的视角”追求重视沟通普遍性的倾向是件值得庆幸之事，即提倡“韩国的视角”的主张在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讨论东亚的同时，与利用“从韩国人的视角看东亚，从东亚的视角看韩国的窗口”的主张(60)是相伴而行的。 

“韩国的视角”所追求的沟通可能的普遍性，以及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研究者所提出的“周边的视角”。裴京汉的孙中山研究打破了过去大国中心的“扭曲的”孙中山形象，将韩国的视角定义为“周边的视角”，以此为基础修正过去有关孙中山和现代中国的形象。(61)这种努力是弥足珍贵的成果。不过他所说的“周边”是以中国、日本等为中心而以韩国为周边，并未彻底摆脱一国史的框架，存在着将周边性特权化的危险。而且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孙中山在中国的地位和意义，更忽视了对中国在近代世界中所展现的历史过程的理解，反而会阻碍广泛共识的形成。 

因此，应该注意的是，“周边”并非固定的地理位置，而与研究者的基本视角相关，所谓周边的视角，意味着这样一种态度，即应将中心主导的位阶秩序及其构造本身作为问题来分析。(62)因为从韩国视角重构孙中山形象，与从沦为近代世界的另一周边的中国的地位不可能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出过“双重周边的视角”的问题意识，即同时需要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强拉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以及在东亚内部位阶秩序中所处的周边的视角。着眼于世界体制的位阶秩序，确立立体的视野，我们才能真正达到那种形成普遍共识的高度。 

这种问题意识已经在上面提到过的研究倾向中或多或少得到运用。不过，为了以后能继续坚持这种问题意识并进一步加以发展，则应该对研究20世纪中国“制度的”历史学加以重构。(63) 

为处于“危机”的历史学寻找出路，不只是韩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历史学界所共同面临的当务之急。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圈之内分业化、专业化的历史学与大众脱节。而更严重的原因则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与国民国家的形成关系密切，而处于现在全球化这一根本性的世界变化之中，国民国家也正在被全面重组。所以说，现在是身为历史学者应该对自身的知识生产与流通方式和过程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历史学者如果能够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做出比其他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更为敏锐的反应，主动瓦解过去的学问体制，并重新加以统合，就能充分恢复历史学本来作为综合学问的长处。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已经试图超越大学这一制度内外的疆界，并超越国境(64)，以新的方式生产和流通20世纪中国的相关知识。(65)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从汉学到东洋史及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转换，而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韩国历史学中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也许会进入新一轮变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