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路易必死，因为祖国必生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

1792年12月3日，罗伯斯庇尔针对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诉讼案所引起的争议发表了这篇演说。

大会已经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真正的问题。这里并不要搞什么诉讼案。路易不是一个被告人。你们也不是审判官，你们只是，你们只能是政治家和国民的代表。你们无须为赞成或反对某一个人而宣布判词，但是要采取一种救国措施，要采取一种作为国家保护人的行动。在共和国内，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只有两种用处：要么扰乱国家安宁和动摇自由，要么加强安宁和自由，可是，我肯定地认为，到目前为止，你们的讨论的性质是直接违反这个目标的。实际是，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健全的政策该拿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呢？这就是要把对王权的鄙视深深地铭刻在人的心里，并使国王的所有拥护者都惊惶失措。因此，要把他的罪行作为一个问题、把他的动机作为法国人民的代表们忙于最严肃、最认真、最困难地进行讨论的对象那样，向全世界说明：在对他的过去曾是一个怎样的人和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品格之间的诚实的回忆所出现的难以估量的距离，正好找到了之所以还使自由处于危险中的秘密。

路易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仅凭这两句话，已经决定了你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著名的问题。路易由于他的罪行而被废黜；路易指责法国人民是叛乱者；为了惩罚人世，他曾召唤他的同僚——暴君们的军队；胜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是叛乱者，因此，路易不能再受审；他已经被定罪，而共和国也并未死亡。提出起诉路易十六，不管可能出现什么方式，都是向君主的和立宪的倒退；这是一种反革命思想，因为它把革命弄成有争议的事情了。事实上，如果路易还可以成为一个诉讼案的对象的话，那末他可以被赦免，他可以是无罪者。我说什么呢？他在被审判以前就已经被假定为无罪者了。

然而，如果嘘唏可以被赦免，可以被假定为无罪者，那末革命又成了什么呢?如果路易是无罪者，那末自由的一切保卫者倒成了恶意中伤者了，叛乱者倒是真理的朋友和被迫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人了，外国宫廷的所有声明倒只是反对一个执政的捣乱集团的合法抗议了，到目前为止，路易受到的监禁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的欺负了；结盟军、巴黎人民、广大法国的所有爱国者都是罪人了；而在这个合乎常理的法庭里进行的罪行和美德、自由和暴政之间的巨大诉讼案，最终的判决竟会是有利于罪行和暴政的了。

公民们，请你们小心。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正在被一些虚假的概念所欺骗。你们把民法、人为法的准则同国际公法的原则混淆了；你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同国民和一个阴谋反对他们的那个敌人之间的关系混淆了；你们也把在革命中的人民的地位同处于一个稳固的政府之下的人民的地位混淆了。

你们把在保持政府的形式下惩治一名公职人员的国民同摧毁政府本身的国民混为一谈。我们正在把依存于我们从未运用过的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同我们熟悉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样，由于我们习惯于看到我们作为见证人的犯罪行为都是按历来的准则审判的，我们自然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国民是不能用其他准则来公正地惩处一个侵犯他们权利的人的；而且在审判的场合，我们看不到一名陪审官、一个法庭、一种诉讼程序，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司法权。我们把这些术语用到它们平常表达的不同于我们的概念的概念上去，这些术语本身就把我们搞糊涂了。正是这种习惯的自然的威力，使我们把最专横的惯例、有时甚至是最不完善的规定看作真与假、正义与非正义的最绝对的准则。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大部分人还必然会坚持专制政权给我们养成的偏见。我们曾长期屈服于专制政权的桎梏，以致我们很难把自己提高到永恒理性的原则上来；而所有追溯到一切法律的神圣来源上去的东西，在我们看到似乎都有一种不合法性；自然秩序本身在我们眼里也好像是一片混乱、一个伟大民族的壮美运动，美德的崇高的跃进，在我们胆怯的目光中往往显得像是火山的爆发和政治社会的颠覆。

当然，我们存在的习俗软弱、精神堕落与我们敢于追求的作为自由政府前提的原则纯洁、性质坚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引起我们混乱的较小原因。

当一国国民被迫行使起义权时，对暴君来说，国民回到了自然状态。暴君怎么还可能引用社会公约呢？他已经把公约销毁了。在关于公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如果国民认为适当的话，可以保留公约；但就暴政和起义的结果而言，却是暴君与公约关系的完全中止，并彼此构成战争状态。法庭、司法程序只是为了社会成员才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