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4）

4，责任伦理与“价值无涉”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为政治的责任伦理所做的辩护，与他对学术“价值无涉”的强调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惯常所理解的简单的“冲突”可以涵盖的。政治的责任伦理和学者在课堂上的学术伦理是一致的，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灌输自己的立场，和政治家在公共空间的煽动性宣传，具有同样的必须被批判的性质，因为这些行为谋求的是自己或利益集团的私利。真正的学术和政治，是激励学者和政治家在明确个人责任与后果之后的勇敢担当。在韦伯看来，正是因为他所置身的是一个“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冰”的时代，因此，正视诸神的争斗，学会与魔鬼打交道，以担当起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的历史使命，才是唯一之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韦伯的另一副面孔，一个立场和价值鲜明的、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的政治韦伯: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的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刻碰巧执政的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

当韦伯在这里谈到“政治”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它所具有的独特的内涵，它绝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争权夺利的派性政治。在韦伯的政治概念里，处理德国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安全与发展问题正是当代政治最核心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简单地给韦伯扣上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帽子，并不能够触及韦伯真正的问题，而恰恰落入韦伯所批判的非政治的信念伦理的泥沼。诚然，韦伯的学术和政治立场是西方的，也是德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韦伯没有自己的批判，事实上，韦伯正是马克思以来对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刻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

鉴于韦伯关于国家问题的讨论一再被严重误读，我们这里不妨读一段韦伯在讨论“价值无涉”文稿中关于国家的评价，看一看他是否属于所谓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分子。

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威望。今天，在所有的社会共同体中，唯有国家才被赋予支配生、死和私有的“合法”权力，国家机构运用这些权力在战争时期抵御外部敌人，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镇压内部的反抗。在和平时期，国家是最大的企业主，是公民的最有权势的保护人，但在战争时期又是最无限制地支配它所能够利用的一切经济财富的代表。在众多的领域里，它的现代化的、合理化的运行形式使许多成就成为可能，毋庸置疑，任何其他方式的社会化合作都不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取得这些成就，哪怕是仅仅接近这些成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由此得出结论：它必然也尤其是对于在“政策”领域中进行的各种评价来说是终极的“价值”，所有社会行为都最终要根据它的存在利益来衡量。

但是，韦伯强调，这并不应该导致把存在领域的事实曲解为评价领域的规范。因为从评价领域出发，一方面它希望看到，为了国家作为镇压反抗的强制性手段的可利用性，国家的权力以可以想见的最有效的方式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它也否决国家有任何独特的价值，而是把国家看成是实现全然不同的其他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它不试图放弃自己的这一行为使命的时候才能保有之一尊严。”[54]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本身只是手段，它只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前提。韦伯清醒地看到“国家”在现代世界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他更批判性地指出，国家本身并不是人类的价值目标，国家的价值要通过对其他价值的维护才能证明。必须正视这一点，这才是韦伯对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以及德国的民族文化所寄予的希望。

1911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韦伯的观点。在新弗赖堡大学揭幕仪式的晚宴上，副校长对和平主义者的“白日梦”进行了批评，这当场引发了一位将军的共鸣，他发表了激烈的言论抨击和平主义者试图在在政治上阉割民意。《法兰克福报》披露了这个事情，并发表了不敬的评论。于是弗赖堡大学一些知名教授发布了一个充满义愤的联合声明，谴责报纸削弱了民族和伦理的信念，宣称：“在和我们的学生共度庆典的场合，以年轻人所必定期待于我们的自豪感和彻底的坦诚来表明爱国主义理想，是大学教师的正当权利和高尚义务。”但是韦伯对此却不能认同，在他看来在一个毫无严重风险的场合谈论大学教授的“自豪的坦诚”并不体面，德国不能有意识地冒险进行一场狂热躁动的欧洲战争，他的同行所发布的声明正是知识视野狭窄的产物：

在我看来，这种爱国主义政治，这种今天充斥在所有这些联合会的正式出版物上的东西，即Gartenlaube（一种大众家庭周刊）的残存物一种绝对空洞、空虚、纯粹动物性的民族主义必将导致在面对所有重大文化问题时的缺乏原则，从我们在F教授身上察觉并领会的那种民族理想的含义来看，这种情形是无法避免的。

他们极度缺乏文化理想，这方面的知识视野非常狭窄，因此他们认为，通过对那位将军在宴会上的发言报以狂热喝彩之类的做法，就可以非常便利地偿还他们对民族文化欠下的债。在我看来，这样的发言以及集体声明，……只能使我们大部分学生的所谓民族情感越来越空洞，加大与我们民族文化所需要的那种充实感的鸿沟。

在韦伯看来，学界不应该去迎合和煽动社会流行的观点，其政治立场应该建立在反思与批判的知识视野上，特别是对于没有原则的“爱国主义”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学术为业以及以政治为业，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支持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科学”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基石。这是理解韦伯的关键，而其中宗教社会学中的犹太先知概念正是其核心。1909年韦伯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说到他对宗教的态度：

的确，我绝对没有宗教共鸣，也没有需要和能力给我自己建立任何宗教性质的精神大厦。但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反省告诉我，我既不是反宗教，与不是无宗教的人。

我们应该对这番话有更深刻的理解了。对于韦伯来说，学者的“宗教”就是一种对于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它应该成为这个世界政治性的基础。今天，重温韦伯，其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