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3）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变动上。在过去的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户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不怎么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现在看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之后经过之后有十七八年“稳定增长时期”，到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了，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1658美元。目前，我们人均收入目前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在5～8％增速再增长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很不错甚至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

基于上述判断，我最近在那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和这篇访谈中，呼吁要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而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当然，我们不能尽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我才有这样一个判断。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都是危险的。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因为，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

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数据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国银监会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记者：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项目，而其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

韦森：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自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摔”得更严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对今天的启示”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当经济处于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扩张。扩张之后，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和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诉世人的。是否在21世纪这一理论仍然适用？至少我观察可能非常适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

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是多么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账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的惊人。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