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6）

中国经济缓慢下行是自然趋势

受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技术创新短期难有重大突破与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在 2012年的盛夏之时，美国经济仍可谓复苏步履维艰。世界另一边，自去年9月以来，欧元区综合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composite PMI)一直处于枯荣线(50)以下，目前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处在萎缩区间。同时，欧债危机已从希腊等外围国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并呈现出向金融核心部门蔓延趋势。欧元区部分金融机构濒临倒闭。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衰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似乎也难独善其身。从近期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上半年国内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底部何时才能够出现，已然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否会较快见底？未来十年中国是否还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韦森：我已经说了，我不大愿意用“硬着陆”、“软着陆”、“见底”样的词汇，而是认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现在看来是个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很大，还处于高速增长的末期，经济增速下行，总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今年的GDP增速或回到8%左右或更低，而明年也许会继续下行。倘若没有经济大的危机出现，我们或许会像日本经济1975年之后的情况，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今年三月来中国，所带来的《2030年的中国》的发展报告，也是这样来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走势的，尽管他们还是比较乐观，比较看好中国经济。

对我们来说，现在所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缓慢和渐进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银行体系突然失灵而出现的大萧条。纵观自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最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首先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后再传导到实体部门。大都由股市暴跌在先，然后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最后到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了大萧条。我们真不希望未来这样的危机未来在中国重演。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渐下行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问题，采取理性的和合宜的应对，而不是再逆这一大趋势而盲目扩张，再指望靠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系短期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的和内在的法则而行事，像三一重工那样采取合宜的应对，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这或许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总量减税”将是目前中国经济格局下最合宜的宏观政策

对于“宏观调控将损害中国经济”的观点，韦森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倘若把市场反应与企业反应都留给市场与留给企业，让他们自行解决，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也许不见得“衰”得很厉害，或许不会导致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记者：您曾经提出“宏观调控损害中国经济”的观点，而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需要怎样的调控手段？

韦森：我之前曾提出，货币政策在中国开始无效了。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同意我这一判断。自2009年开始，我们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推动的。按照央行的数据， 2009年为9.7万亿，2010年为7.5万亿，去年又是7.8万亿。但我自己得到的数据是，实际贷款量远高于这个数据，过去3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实际上超过30万亿。中国决策层每次应对经济下滑，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靠释放银行贷款，这次看来有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贷款有时是无效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往往是无效的。

现在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已不再盈利，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供给，作用就不大了。一方面，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再低，他们也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看到企业不赚钱了，也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计算和风险考量而惜贷。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亟需贷款，是一个个再贷多少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再加上越要快倒闭和清算的企业，越紧缺资金，越要贷款。在此情况下，放松信贷，尤其是降息，是再错不过的宏观政策了！因为，这样会把资金再错配到地方政府和频临清算的企业的贷款需求的无底洞中去了。这只会给未来中国经济埋下更大隐患，把中国推向一次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一样的大萧条。

因此，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政府决策层要真正想寻求合宜的宏观政策，要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可能已经不是货币政策了，而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了。只有总量减税，企业税负降低了，在国际上恢复竞争力了，订单多了起来，中国经济才有望继续前行。

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和国际竞争力都在下降，关键是企业的税负太重。政府减税了，成本降低了，企业有竞争力了，有盈利预期了，企业才会贷款，才会增加投资。再说，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征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减少了。因为，到了这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开始关门，甚至倒闭，这样一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了。在我们汉语中，有两个成语，叫“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了？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利润下降了，经济活动趋冷了，一些企业开始不生产了，政府的税收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通货膨胀下降了，因而政府的税收也减少了。前一个因素也恰恰说明，中国政府的税收从整体上已在理论上接近“拉弗曲线”的拐点了。

因而，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我们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我们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大问题。

当然要看到，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和各级政府税收都在下降，且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各级和各地财政税收部门完成计划指标和上级指标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政府在各方面财政支出尤其是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各地建保障房的财政支出缺口还很大，还很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减税几乎不可能。但是要看到，在经济出现困难时，不管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多大，首先考虑的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救企业，给企业减税负，使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恢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没有减税更有效的措施了。再说，只有减税，等企业活了起来，经营好了起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这会导致一个良性循环。反过来看，元代、明代、乃至清代，每次王朝的末期，都是朝廷在工商业凋零的情况下进一步横征暴敛，进一步打击工商业，才导致民怨四起，最后到社会动乱，最后导致王朝的灭亡。这种政府税收和工商业凋零之间的恶性循环，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警醒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