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7）

扭曲货币政策导致国普放高利贷

深圳银监局4月发布《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引》，提出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放宽至5%的指导性标准，并首次明确差异化监管指标。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无疑是“继温州金融改革之后，又一金融改革的标志性突破”。盘点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创新内容，内容包括将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扩大代办股权转让试点和创新债券市场发展等。纵观前些时候从温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与创新试点之路，一方面将促进银行经营模式转型，进而改变银行信贷规模无度扩张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匹配与协调。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努力让民间资本阳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但是，发展服务业，有一个严苛的条件，那就是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法规很多，甚至一点也不缺，但法制却有很大问题。严重的法院和司法腐败，像毒瘤一样正在侵蚀着我们的社会机体。没有良好的法制，法治国建设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那服务业又怎么能有较快的发展？法制说到底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是连在一起。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政府的权力有了真正的制衡，才有望能改变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期望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个大幅度的增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说1978年到现在三波经济增长（土地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后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主要是靠我们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所推动的话，那么，未来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增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红利”来推动了。但是，这可以就是一个要对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大事了，目前看来还只能说是我们所希望和期盼着事。因为，一个体制一旦形成，其自我维系的力量很强大，或反过来说改革的张力也很大，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真正难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