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丹麦为何走得比美国好（2）

两种不同的“藏富于民”

免费的医疗教育福利，需要用税收来支付和维持。分析税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强调减税，减所得税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增值税降低物价，收入多了，物价低了，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另一条思路不强调减税，而是强调要把税收用到医疗教育福利上，以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为长远的发展打基础。

美国的发展追随的是第一条思路，自里根政府以来，减税成为刺激经济的一大法宝，GDP在减税的刺激下的确获得了增长，却也造成了两个深远的问题。一是贫富差距加大，由于穷人本来缴税就很少，减税能带给穷人的利益有限，富人才是减税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由于减税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一些福利项目被削减了，穷人无法再获得这些福利援助。二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剧增，2011年夏天美国发生“国债危机”，国债评级被下调，减税是造成如此庞大国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丹麦的发展追随第二条思路，丹麦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丹麦的增值税（VAT）是25%，所得税是43%至63%。丹麦的所得税采用了向穷人倾斜的累进税率，穷人税率低，富人税率高。虽然增值税不分贫富，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都要缴25%的税，但由于救济性福利的受益者主要是穷人，而这些福利又是用税收支付的，所以税负通过福利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丹麦的基尼系数很低，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丹麦的高税负制度不仅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且使政府有财政能力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福利，通过这些福利丹麦公民的健康和教育素质获得了提升，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教育指数，丹麦排在世界最前列。医疗和教育福利为丹麦积累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给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如果从“藏富于民”的角度来看，美国是“藏金钱财富于民”，丹麦是“藏人力财富于民”。减税带来的金钱财富可让人及时消费享乐，而高福利增加的人力财富则可以给人带来更长远和更全面的幸福。对比美国和丹麦的下列指数，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藏富于民”政策的社会效果。

为什么无形之手没那么灵

当我向朋友们介绍丹麦和美国不同的价格结构和社会效果时，有人表示困惑，他们往往会问：美国的医疗教育价格高昂，为什么资本和人力不涌入这些行业，使价格降低达到平衡呢？这个疑问中的逻辑源于亚当·斯密的原理：人是自私逐利的，高价格带来高利润吸引资本和人力，这些资源的涌入增加了供给，供给多了竞争大了价格就会降低，这正是无形之手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调节来指引社会资源作优化配置。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重要信条。

市场价格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发挥了很好的资源配置作用，但由于医疗教育的特殊性，使这只无形之手丧失了正常的功能。

医疗教育的特殊性，既表现在供给方，也表现在需求方。从医疗供给方面来看，美国有两个重要的供给方成员：医务人员和医疗保险公司。这两个成员都利用了特殊性来干扰资源配置，以便自己从中牟利。

医务人员牟利的一大法宝是有意制造“医生供给稀缺”，以推高医疗价格。医疗产品有两大特殊性，一是医生的培养训练周期很长；二是医疗服务事关人命，需要严格的准入门槛，以防庸医混入。准入门槛的设立需要医务专业人员的参与，正好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他们又利用美国政治结构中的“游说制度”，来为自己“逐利”。

美国医生成立了一个社会团体——“美国医生协会”（AMA），进行游说活动。很多年来AMA总是宣传“美国医生过剩”，进行各种游说，以致在1980年代时，美国停止建立新的医学院。直到2002年，当医生短缺的现象变得极为严重，AMA才发表声明说，自己以前关于医生过剩的评估是“预言的错误”。1980年代，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人口正开始进入四五十岁，很容易预见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的发病率将会增加，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医生，但AMA竟预言“医生过剩”。

虽然后来美国又重新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医学院，但为时过晚，“婴儿潮”老龄化的步伐远远快于漫长的医生训练期，致使医生短缺的现象持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