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丹麦为何走得比美国好（4）

在美国的真实市场中，教育的供给也有其特殊性，虽然不像医疗那样复杂，但在“教授培训周期长”方面具有共性。美国的教育费用高昂主要是指高等教育，建立一个新大学需要众多的科系和复杂的机构，吸引生源还需要长期累积知名度，这和生产简单产品很不一样，这就使得无形之手在配置资源时，不能像“牛仔裤涨价了，资金流入牛仔裤行业，牛仔裤供应多了，价格下降”那样简单。

理性缺乏的困境

除了供给方面的特殊性，医疗和教育在需求方面也有特殊性，这也是使无形之手失灵的重要原因。

对教育的需求和对其他许多消费品的需求有所不同，因为接受教育是一件“现时吃苦、未来受益”的事，所以消费教育需要消费者有理性的意志，但是，并非所有消费者都如此理性，很多人会倾向于及时行乐，而不去寒窗苦读。教育的另一个特殊性是其“外部性”，即教育有外部影响和溢出效应，因为教育可以使人口的素质提高，能对整个社会溢出有益的影响。穿不穿牛仔裤对整个社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受不受教育则对社会的影响很大。正因为教育有这样的外部性，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教育进行干涉，而不是听任无形之手的摆布。譬如美国就有强迫义务教育的规定，年龄未及16、17或18岁（各州对年龄的规定不同）的未成年人，必须接受教育，否则要受处罚。这样的强制规定既是为了受教育者个人的未来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

理性在教育需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医疗的需求方面，理性的角色更加重要而且复杂。医疗需求的复杂性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生病的不可预知性”，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生病，也不知道会生什么病。第二点是“回报的不可预知性”，由于“生病的不可预知性”，人不知道为未来看病储蓄投资的钱能有什么回报。人对教育所作的投资，可以预期有一定的未来回报；人对未来生病所作的投资，回报则很难估计，如果未来不生病，投资岂不白费了？面对这些不可预知性，即使是理性的消费者也难于做出符合长期理性预见的决定，至于非理性的消费者则更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个人的非理性行动，牵动了无形之手的非理性运作，导致市场失灵。

什么样的政府更理性

在为医疗和教育配置资源时，消费者的非理性造成了无形之手的失灵，因此需要一只更理性的手来纠错，政府往往扮演了这只理性之手的角色。

政府是不是都是理性的？什么样的政府更趋于理性？

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民选政府是理性的。但现实情况远比一厢情愿的“相信”更复杂。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恰恰是利用了美国的选举制度来使资源的配置对自己有利而对社会有害。这些利益集团为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算计，导致了政府政策的非理性。

计划经济往往推行全民福利政策，把大量资源配置给医疗和教育。古巴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而成功的例子，它的医疗体制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古巴的多项重要公共健康指数都达到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譬如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古巴的水平和美国相同，而古巴的人均医疗支出成本却还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联合国、世界银行等都对古巴的医疗制度高度赞扬。（关于古巴医疗制度详情可参见拙作《在世界边缘的沉思》）

不过，古巴虽然配置医疗资源表现了理性和高效，但在配置资源进行其他经济活动时则并不成功。计划经济往往产生如下问题：即使教育医疗福利提高了人力资本素质，但这些人却没有“用武之地”，不能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潜能，这是计划经济常患的半理性、半非理性的分裂症。这种分裂症导致古巴不能像丹麦那样，教育培养出人才，并使其有用武之地，最终对经济的整体发展作出“可持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