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增长放缓与稳增长关系（3）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意味着新的重大机遇，但能否抓住用好这些机遇，释放增长潜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形成适应新增长阶段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里的关键是要切实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

放宽准入，改善环境，推动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除了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民间投资趋于谨慎，对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有顾虑。吸引民间投资应有系统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拿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项目，形成民间资本可预期、能决策的企业治理环境。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和征地制度改革，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财产自由处置权，提高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鼓励地方从各自实际出发，探索多种形式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持续增加农村人口的劳动和资产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

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重视改善民生，更促进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应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严格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

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转方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要降低企业盈利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为此，在产业快速扩张期过后，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坚持企业自主、市场选择，尽可能不搞行政性的“拉郎配”。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尤其应鼓励、支持通过竞争处在行业领先位置的创新型大企业的发展，使其在产业创新和升级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在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把更大气力下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上，逐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等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积极拓展外需，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扩大内需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但拓展外需仍大有可为。应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带动国内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结合我国自身要素特点和优势，有效利用全球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完善对外投资体制，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国际化经营，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跨国公司，带动国内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