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波：中日韩领土争端的背后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21日文章 最近中日韩三国之间因领土主权争议闹得不可开交，大有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之势。钓鱼岛、独（竹）岛和北方四岛都是由来已久的争端，为什么会在今天爆发这样严重的冲突？梳理一下这个乱象背后的原因对于冷静分析、理性处理、安定局势很有必要。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不必细究，我认为它们背后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东亚经济和战略实力对比的变化。抛开外来势力不说，百多年来，东亚从来都是一国强，他国弱。中国在晚清衰落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曾经是东亚强国， 后来被日本超过打败 。 二战日本战败，但依靠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就在亚洲成为第一经济大国。韩国虽小，战后经济发展奋起直追， 到了90年代也开始逞强。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的崛起。 当两年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应该说虽然三国的力量平衡出现变化，但还没有出现一国特别强的局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渐强、 一个渐弱，一个不示弱。这种结构性变化， 在东亚地区近年来的国际关系中是一个新变数。诚然，中韩等亚洲国家一向对日本不愿对战争中的施害于他国的暴行作出反省不能接受， 但如果没有这个力量结构的变化，三国间的对类似参拜靖国神社、 修改教科书、 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以及领土主权的反应和处理不会如此强烈和不信任。这种变化使三国间的互动出现变化：涉及双边的问题上更多地被视为零和竞争。这使三国政策制定者们都戒心重重。

这种力量结构性变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三国都开始投入资金进行军事现代化，东亚的军备竞赛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过。虽然都不说以另一方为假想敌， 但三方实际上都在暗地里较劲， 担心对方的军力，加强海空实力。海岛主权的争端加剧更加强了三国对军力的重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力量结构也使三国都在海洋资源，特别是能源上越发重视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发海洋能源越来越被重视。 三个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谁也不愿意落在后边。这使东亚的海洋成了竞争的重点。曾经搁置的海洋领土主权问题不得不浮上水面。

在这种情势下， 东亚三国之间的互信越来越少，猜疑越来越多。加上外来势力的连横合纵，战略上的合作空间变得狭小。甚至像在朝鲜这样的问题上， 三国似乎也在各做各的，协调合作不多。 虽然东亚三国真正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大， 但地区结构性变化使得本来就因历史原因而少的互信变得更加脆弱， 合作变得困难。

二是各国国内民意变化。这不仅是民意内容的变化，也有影响力的变化。在三国的外交关系中，民意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以前中日韩之间的纠纷， 多是政府之间，民间影响甚小。 在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的时候，中日民间的互动很多，而且没有太多的敌意。中国民间对日本多是因为历史而没好感，但对日本产品、文化和日本人还是尊重的。日本人对中国则多少有些看不起，有些负罪感，但无恶感。这在民意调查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大大小小的事件使中日双方对对方的看法越来越坏，特别是日本人对华看法。说来难以令中国人置信，日本人对华的看法急剧恶化跟2008年底的毒饺子事件有很大关系。今年早些时候的《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主持两国民意调查表明，高达8成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7成以上的日本人喜欢中国。同样，表示不喜欢日本的中国人也有6成以上。去年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对韩国人对华态度调查表明，韩国人对华负面看法也很高， 反之亦然。感性的成分在东亚三国关系中占了很大比例， 这在国际关系并不特殊，但是在这个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民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媒体的影响力以及缺乏有远见、敢于决断的政治家无不关系。当年中日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双方的政治家有过很多私下交往，一些人私交很好。很多事情是在松村谦三、二阶堂进、廖承志、孙平化这样的半官方“知华派”“知日派”背后沟通搞定的。当然，当政的毛泽东、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这样有远见能决断的政治家以“求同存异”的原则， 搁置争议，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领土问题那时候不是没有，只不过当时被搁置，算是存异之一。 在今天，有远见的有胆量的政治家几乎不再，多为眼前利益所驱， 为民意所缚。外交已成为大庭广众面前的辞令，而鲜有私下沟通谈判。为解决问题而采取妥协让步变成“不可能的任务”。

民意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三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日益高涨。民间的推波助澜已经成为中日韩纠纷的一大因素。日本国内本来除了右翼的极端分子以外，大部分民众对民族国家主义不太感冒。近年来出现变化，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中国日渐崛起都对日本国民心态产生影响，态度上愈发担忧国家前途， 加上石原慎太郎、小泉纯一郎这样的右翼政治家，以改革为旗号，仇外为主张，批评国人消极，激发日本人的民族情绪。这次中日因钓鱼岛再次冲突升级很大原因是石原今年4月突然抛出要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主张，并得到民间大量捐款支持。而在日本政府不得不回应石原主张、把钓鱼岛地位“国有化”的同时，中国民间则越来越担心日本的实际控制权等于中国无法实现主权。

在香港保钓人士成功登岛被日本警方扣押遣返以后，令钓鱼岛实际控制权的重要性凸现。比之韩国控制之独岛、 俄罗斯控制之北方四岛， 中国民间愈感无控制权的无奈，更加愤怒，主张用武力声音在网上此起彼伏。日本方面，民间右翼伙同一些政客上百人以祭悼亡灵名义在中国保钓人士登岛后两天，乘船前往钓鱼岛示威。 同样，韩国民间在李明博登独岛后，发动数百人游泳到独岛，表达捍卫主权决心。

中日韩三国政府都受到民意的压力。某种程度上政府的强硬与民意压力无不关系。韩国李明博的登岛、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国有化”计划和纵容阁员参拜靖国、 北京的派海监船到钓鱼岛海域巡视都是在民意压力之下强硬政策的体现。对于国民来说， 政府的立场仍然不够强硬。尽管野田采取了对保钓人士扣押遣返的措施，很多日本人认为政府“弱腰”，应该把登岛者付诸法庭。北京同样被国民骂对日本软弱， 除了抗议没有更多的办法。如何顺应民意但又不被民意所俘是三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三是经贸合作的需求和可能仍然巨大。尽管政治外交上冷若冰霜，三国经贸关系却十分热络， 可谓政冷经热两重天。中日韩经济规模总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占亚洲经济总量的70%，跨国投资份额也位居全球前列。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地步。去年中日贸易额达34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预计今年将达3500亿。中韩之间贸易额达2200亿美元，也是历史最高。中日韩三国在各自的贸易里都是最重要的伙伴，互相依赖性很高。

正因为如此，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渐成熟。 今年五月份三国已经宣布将在年底前开始FTA自由贸易区谈判。 这个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由来已久，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拖到今年才终于进入实质性加速阶段。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一个提高区域经济的巨大发展空间就是增加相互投资，2011年中日韩对外投资分别为676亿美元、1156亿美元、204亿美元，但三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仅占三国对外投资总量的6%，三国之间的贸易也仅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

本来启动FTA谈判将是对三国都利好的大事，也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产生重大影响。但是， 近几个月来的政治战略关系发展， 却令这个计划蒙上阴影， 出现变数。 为了报复韩国总统访问独（竹）岛并公开要求天皇道歉，日本已经决定要取消原定举行的两国财长会议。显然，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是相互影响的。虽然政经在东亚呈现了双轨分行的趋势，长远上看，经济合作离不开政治战略上的合作，战略上的分歧也会受到共同经济利益的弥补。地缘政治上三国虽然不是共赢共衰， 经济贸易上却是难舍难分。正是后者在东亚乱象的今天给了人们以和平合作的希望，是上述三个因素中三国政府最能驾驭的。

（作者吕晓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前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