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紧张常态化”的局面正在开启

“多事之秋”，不仅可以形容今年的中日关系，也是日本国内形势的写照。继民主党和自民党两大政党党首选举结束后，日本随之将举行众议院选举，最大在野党自民党可能重掌政权，并组建一个对内更保守、对外更强硬的政权。

在日本政坛全面“右转”之下，钓鱼岛问题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届时，中日之间的矛盾将很可能不再局限于领土和历史问题等具体议题，而是出现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全面对抗。两国之间“紧张常态化”的局面正在开启。

政权“右转”成必然之势

9月2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获得连任，继而以执政党党首身份继续担任首相一职。不过，他在首相位置上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

今年夏天，为在国会通过自己“以政治生命作为赌注”的消费税增税法案，野田佳彦不得不与时任自民党总裁达成口头协议，将在“近期”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虽然对“近期”一词的具体时间出现了诸多猜测和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迟于今年12月。

野田已经没有“反悔”的资本：人心离散的民主党不断出现“另谋出路”的离党议员，如今在众议院仅剩下247席，只要再有12人离党，民主党将失去执政地位。鉴于此，野田只能履行承诺提前解散众议院；民主党内的重要人物也在看清前景黯淡之下，均未参加党代表选举；与野田竞争的另外三名候选人只是借机亮相。

在自民党一方，经过激烈的竞选后，安倍晋三在9月26日的总裁选举中获胜，击败了另外四名候选人。

由于自民党很可能在不久的大选中获胜，因此自民党总裁选举实际上相当于“未来首相”选举，吸引自民党内“重臣”纷纷出马。其中，石原伸晃、石破茂和安倍晋三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虽然最终安倍晋三获胜，但总体而言，这三人均处于年富力强之时，另外两人虽然此次未能当选，也还可寄希望于下一次。

石原、石破和安倍三人的政见均趋向保守，也都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并主张修改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以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石破和安倍还主张将自卫队升格为正式的“国防军”或“自卫军”。这批人走上日本政治舞台的一线，将使日本政治全面向右转。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强硬言论，主要是出于竞选考虑，这些人在上台后会转而“务实”。但是，这批自民党政治人物政治态度的一贯性表明，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亲美保守派政治势力的要求。如果他们对华态度转向“温和”或“务实”，将随之失去原有的支持基础。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全面右转。当前，大阪市长桥下彻建立的“日本维新会”、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建立的“减税政党”等所谓“第三势力”的地方政治组织，均在盘算进入国会。这些在地方颇有人气的政治组织同样带有保守甚至右倾色彩。人们只要想起河村隆之今年初曾发表的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就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大致处于何种坐标。日本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自民党上台，很可能会组建自民党、公明党和“日本维新会”等第三势力的联合政权。在这样的联合政权中，保守甚至“右倾”很可能是一种常态。

不确定的未来

随着日本政局的发展，钓鱼岛问题的前景变得难以预料。

在未来几周，野田佳彦仍担任首相。出于大选和今后政治地位的考虑，他不断强调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如在电视访谈中多次表示不会撤销“国有化”决定，或在民主党代表选举的演讲中强调“不挑衅，但也不为挑衅所动”，“要说出该说的话”等。

但日方对钓鱼岛问题一直出现误判。野田认为中方的强烈反应“超出预期”，却未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决心，甚至仍幻想中方首先做出实质性妥协。

9月20日，为了所谓“防止台湾抗议船可能登岛”，海上保安厅和冲绳县数十名警察再次登上钓鱼岛。执法人员登岛的行为显然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批准或事先授权，进而加剧中日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如此而来，野田或是对局势的升级并无顾忌，或是根本不认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自7月以来日方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向中方表示，如果由日中央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将继续奉行不允许人员登岛的方针，因此“国有化”比东京都“购岛”之举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有日方人士对记者说，日方内部曾认为中方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这种看法。这种带有很强主观性的判断，也是日方做出误判的因素之一。

日本的政界、学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今年中国内部事务较为繁忙，中方不会在对外问题上投入太多精力，不敢或不愿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出太大反应，这让日本部分人士存在“有恃无恐”的冒险心理。在中方采取颁布领海基线、派遣公务船只前往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等强烈反制措施后，日方颇有意外和迷惑之感，但未改对中方底线和决心的判断。同时，临近大选，野田在钓鱼岛问题上已成骑虎之势，很难做出实质性的后退。

此外，自民党领导人整体“右倾”的背景，加之该党上台胜算增大，未来几年内钓鱼岛问题同样有诸多不确定性。例如，安倍近期公开要求在钓鱼岛常驻公务人员，而石破茂则表示“为牵制中国”，应当开展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联合训练。这种“有人化”、“军事化”的作法一旦付诸实施，无疑将造成钓鱼岛问题的升级。日方未来完全可能在岛上修建避风港等设施，执法人员登岛的作法也可能由临时升级为常态。另外，如果双方公务船只在钓鱼岛附近的对峙长期化，还可能蕴含船只碰撞等意外事件的风险。此类情况一旦出现，双方关系必将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紧张常态化”

日本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今后，中日关系的紧张可能“常态化”，时常出现各类冲突与摩擦。日方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和担心心理，日方部分势力担心中国强大之后，将失去对华讨价还价的机会，因此希望在当前双方力量接近的“时间窗口”内解决双边悬案。“如果说中日恢复邦交后的第一个十年是‘友好与合作’的十年，刚刚过去的十年就是‘对抗与合作’的十年。而未来的十年，很可能是‘冲突与合作’的十年。”他总结说，“一方面是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冲突，一方面是经贸与社会领域的合作。”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很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战略层面的总体矛盾，虽然双方国力对比“此消彼长”，但日本仍未放弃掌握地区主导权的努力，并有为自身“安全”而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双边关系存在诸如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问题等固有难题，一时难以解决，而且“此起彼伏”，限制双方关系回暖。 同时，中日关系极为特殊和敏感，如侨民及旅游者安全、食品安全、排外现象等都可能引发重大后果。这不仅恶化双方之间的气氛，还限制了双方交往的政策选择空间。

此外，美日同盟仍在纵容甚至怂恿日本对抗中国。在对华“接触”与“遏制”的两手政策中，美国时常使用日本作为遏制的工具，这使日本在部分情况下会为配合美国需求而做出并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甚至有为美国“火中取栗”的倾向。

如果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和加强“国防军”，并更加深度捆绑于美日同盟，中日之间的对立或将成为地缘格局的全面对峙甚至对抗。而日本的政治走向变化有其经济社会的背景，并非中国单方面的善意和积极态度所能改变的。

不过，受访人士也谈到，日本正面临高额国债带来的政府财政困难、严重“高龄少子化”造成的人口危机、产业“空洞化”带来的制造业衰落等多重困难。将来，日本的相对衰落是必然的。只要中国能够确保稳定的发展势头，中日之间综合国力的对比将继续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然而，中国对日工作存在“短板”，例如对日本政界的影响力不足，在日本的文化影响等“软实力”欠缺，缺乏对日本社会“发声”能力等。这些往往以“十年”期计算的工作，难以一蹴而就，影响了中国对日工作的效果。这些工作的进展需要国家意志与长远规划。

“历史上，中国在晚清和民国的两次现代化运动，分别被日本以甲午战争和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所打断。而今，中国正面临近代以来的第三次现代化运动，如何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如何让过去的历史不再重演，将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王新生说。